父亲欲捐献患重病孩子器官 男童为待捐维持生命【5】

　　做一件好事是很难的

　　这都因为小宬灏出名了。

　　买卖器官的人也开始找上了他。

　　“待捐”这件事被报道后，一下子什么都来了。好的、坏的，分不清好坏的……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邱培亮的预料。

　　有人开价10万，以捐款的名义，但条件是必须要到指定的医院做手术，摘取、移植他都找好了关系。这是一种委婉而不易察觉的交易，邱培亮难辨真假。

　　签了志愿书后，无论心理还是流程上，红会都不会再对捐献者做出任何干预，以防“干扰捐献意愿”。

　　因此，邱培亮几乎是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切。

　　两个月里，他皮肤黑下去，走路弯着腰，之前的精神、力气，一下子从他身上抽走了。

　　在中国，器官是稀缺资源。许医生告诉记者，在所有有潜在捐献可能的患者里，真正能实现捐献的还不到1%。

　　“有的打死都不愿意，有的愿意，但会提条件，比如告诉医院，你给我5万块钱我就捐。也有人说，行，但你把这次抢救费给我免了。”

　　无偿自愿的少之又少。

　　可即使是无偿的，兜来转去，还是回到一个字上：钱。

　　之前，邱培亮也知道器官是宝贵的东西，但那感觉很含糊，市价多少，他根本没概念。只知道自己在给出一件东西，给出去就完了。

　　作为一个初中文化的小老百姓，他看东西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活几个人、救几条命的角度，在整个复杂的事件里，他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可周围的一切信息，都似乎在给他另一种提示，说不上好不好，但他开始糊涂了。比如这器官该给谁，排序公平吗？接受这个器官的人要不要为器官花钱？他是无偿捐出的，如果受捐者为器官花了钱，费用又产生在哪一个环节？

　　“在中国做一件好事是很难的。”一个夜里，邱培亮抽了口烟，吐出去。

　　妻子说，丈夫在这两个月里一下子老了。

　　将来

　　报道登出后，六盘水钟山区红会秘书长余俊东也来了。那是晚上，他开车过来的，作为“红会”代表。一起来的还有六盘水居委会、社区负责人、红会其他员工。

　　当初就是他联系的重庆红会，把一家人送上了救护车。

　　那天场面不小，几个组织的负责人给邱培亮发了慰问金，过程也拍了照片。

　　一干人散去后，余俊东留了下来。

　　夜深了，他没睡，在病房的沙发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起，他为自己的位置和职责感到尴尬，为这家人，和他做了的以及没做的一切。

　　余俊东直言，在待捐这件事儿上，走到今天的样子，“我们很尴尬”。

　　那天，病房里除了六盘水组织上的人，照例还来了很多记者和好心人。屋子里有人抽烟，母亲和孩子躺在里间，外面人声鼎沸。

　　只是偶尔，何成琴会出来看看表，邱培亮去山东了。他听了一个中医的建议，重新有了希望，想抓住任何一点儿可能发生的奇迹。

　　四天后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门开了。邱培亮进来。他换了一件干净T恤，步子大而快，搬进一箱水，发给在坐着每一个人。

　　很明显的，他沉浸在一种情绪里，这情绪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下子感染了所有人。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世上真有奇迹的”，邱培亮兴奋地说，“有个方子，把药敷在他头上，起血泡，把血泡扎破，再敷，几次就能把积水除掉，再吃口服药，有个小女孩就这么治好的。”

　　“这世上真有奇迹。”他一直重复着。

　　人们报以鼓励性的沉默，出于善意，没有人打断他。

　　“将来”，他话头一转，孩子病了以后，他已经很少提到这两个字，“将来，他大了，我也要把捐献这事儿告诉他，我得跟他说，你看，你当年病了，爸爸给你签过这个。”

　　小宬灏听不到这些，病房里间，他又一次陷入昏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