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捐了
邱培亮决定出院。
许医生说,是邱培亮自己向医院提的,“看到走廊上几百人排队,等着床位,他觉得自己占了资源。”她转述说。
又补充说,他是一个“在道德层面很高的人”。
“我们确实不好赖着不走。”事后邱培亮对记者说,自己“住得这么好,占了位置”,他抽了一口烟,谨慎、克制而叹息,没有提及“道德”。
“说白了,父母很矛盾”,《重庆晚报》记者冉文回忆说,邱宬灏住进新桥医院后,他跟随了全过程,了解邱培亮的犹豫和艰难,“如果上所有医疗器材,呼吸机之类,可以拖下去,小孩走的过程会很长,医院拖不起父母也拖不起。一对年轻夫妻,等着小孩去世,让人心里不好受”。
新桥医院给一家人找了住处。6月19日,邱培亮带着老婆孩子搬入医院附近沙坪坝的窄巷子。小屋一天60块,是住院费用的1/25。钱也是医院出的,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被这样对待。
他们毕竟不一样。
“肾可以救2个人,肝脏1个人,角膜3-5个人”,决定捐献器官前他从医生那得知,有6-10个受捐者将会因为他的儿子而获得新生。
屋子不足十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床。重庆多雨,日光不足的小屋里,又潮又黑。
潮湿,是何成琴一个很大的困扰。一天夜里,她感觉身下湿了,换了床单,过会儿又湿了。她推推孩子,叫了几声。没醒。这一天小宬灏出现了深度昏迷,尿失禁,衣裤、被褥都用光了,晾晒赶不上尿湿的速度,屋子里堆满了凌乱的衣服床褥。
在这间屋子里,妈妈何成琴大哭过两次。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月26日。儿子血管破了,输液进不去,药水打到了肉里,手背、胳膊完全肿了,鼓起老高。
就因为一枚留置针。从新桥医院出来时,医生把一枚针头埋在小宬灏的血管里,这样打针挂水不用医生,父母自己就可以来。
两人是外行,每天自己取药、挂水,但有一点他们不知道,一枚留置针只能用2天。可19日出院后,这个针头从没换过。
久埋体内的针头已经弯了,斜插着戳进肉里,两人仍不知情,照例给孩子取药挂水。这次事故,让他们一直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子断了。
孩子发病以来,何成琴一直很克制,甚至很少哭,她没空也不想,事情早过了哭的层面,哭也没用。
何况孩子一刻离不开她,生病以来,小宬灏变成了另一副性情,他要一天24小时放着《熊出没》,摸着母亲才能睡,像在本能的怕什么。
大部分时候,何成琴只能躺着,和孩子面对面,手脚抵在一起。大多数时间里,孩子昏睡着,偶尔清醒,说几句话,吐字早已不清,意识也有了障碍。
外人看来,这孩子几乎感觉不到外面的任何事情了。
可母亲对自己的言行非常注意。她觉得孩子能感应到她的状态,两人相对时,这之间似乎有一种能量,这让她对哭泣和抱怨非常克制,甚至不当面谈论孩子的病情。
可这天她撑不住了,当着孩子大哭失声:“我们不捐了!”
邱培亮也失控了,“我们就像地下卖肾的。”
回到医院
如果没有后来的报道,小宬灏也许会在这屋子里继续住下去。1个月,或3个月,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6月30日。
这是个星期一,秦红梅刚进办公室。桌子上一张《重庆晚报》,“头版一打开,一整篇全是这件事儿,很醒目。我分管这个器官捐献工作,比较敏感。”她是重庆红会宣传部副部长,兼管器官捐献事宜。这天刚从上海、浙江、广州、深圳考察回来。
报道里用了“待捐”两个字。这属于秦红梅的责任范围,她感觉“坏了。”
秦红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儿”,“对方也没有主动联系”,她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样,从新闻里看到始末。
据她回忆,自己30日当天“马上请示了领导”,“还贴了2000块钱,到现在还没处理”。
秦红梅还记得这天下着雨,她第一次上了邱培亮一家住的小楼,“很窄,很黑,很潮湿”,黑到她一进门都看不见孩子在哪。
孩子躺在床上,“还在动。”她一下子放心了,“还好”。
和秦红梅同来的还有几个红会的人,发了秦红梅垫付的2000元慰问金,并拍了照片。水果、玩具堆了一屋子,房间里第一次有了人气。
出租屋里的这半个月,何成琴完全是在熬日子。她觉得自己老了,才28岁,却不再照镜子。这些天来她吃不下饭,但却胖了,焦虑、浮肿,脸色坏下去。
之前她不这样,24岁生儿子时,剖腹产后她躺了5天,哭了5天,那时她年轻,是一个吃了苦要哭出来的女孩子。
那时,一点儿身体上的疼痛,对她来说都是大事。可经过这段日子,她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那是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
一度她以为,日子就要这样熬下去了。
可6月30日《重庆晚报》一篇名为《出租房里的“待捐”家庭》的头条改变了一切。第二天,小宬灏又入院了。他回到了新桥医院儿科,同一个科室,同一间病房。
邱培亮自己都犯迷糊。事情不能解决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解决又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病房还是那样,一个里间,一个大厅,一天1500元的费用。
这费用红会以“邱宬灏”名义设立的专项捐款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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