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一强：使用死囚器官做移植已成历史【2】

　　关于公民自愿捐献

　　北青报：中国在承诺取消死囚器官使用的“倒计时”期间，做过哪些努力？

　　庄一强：2007年，卫生部将6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减少到169家，并且限制境外人员“移植旅游”。2010年，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工作。2013年11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委员会发表“杭州决议”，要求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实施器官分配。去年3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制度框架。

　　2014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80%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和直系亲属活体捐献）。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器官移植，使用的是死囚器官。

　　北青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8年摸索，我们存在的有法不依情况太多了。中国的“死囚器官零使用”承诺，靠什么“作保”？现有制度设计，由谁来监管？

　　庄一强：一方面，解决器官供体短缺问题，只有通过透明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而且，这个透明不是单一的，除了包括器官来源的透明，更应包括去向的透明。另一方面，立法应该跟上。至今为止，我国只有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它只规范了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而缺失了对器官捐献问题的规范，应该进一步修订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最终上升到《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法》才能满足现实需要。否则，现实中的违法现象很难监管到位。只有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才能让更多公民打消疑虑，义无反顾地加入自愿捐献者行列，把最后的“生命礼物”留给世界。

　　北青报：放弃死囚器官使用，会不会出现“人体器官荒？”

　　庄一强：我坚信，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标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试想，美国有300多家移植医院和中心，每年开展约2.5万例器官移植。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中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北青报：记得“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时，被告人林森浩曾当庭表示，如果最后不能免死，他将无偿捐出自己的器官。但从1月1日起，中国禁止使用死囚器官。他的遗愿还能实现吗？

　　庄一强：无论是死囚，还是普通人，都拥有自行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的权利。死囚也是人，如果他（她）愿意死后捐出器官，社会当然不该有所歧视。但是其前提，一定是“出于自愿”。毫无疑问，林森浩的承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外来压力的情境下作出的，但是根据有关规定，器官捐献除了本人意愿之外，还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的书面同意，只要有一个亲属不同意，都不能捐献。所以，林森浩能否捐献成功，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