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7日电 (王宇鹏) “我相信当下医药卫生行业面临的困境只是特定时期的状况。”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对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抱有乐观态度,并建议“现在的医改是在既有的体制机制下‘打补丁’,我们在修旧路的同时,也得建新路,抓住规律做一些顶层设计。”
当下医生正面临着职业荣誉感下降、收入与付出严重不符、医患关系矛盾尖锐的现实问题,“医二代”放弃学医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刘玉村却鼓励儿子“子承父业”,继续从事医务行业。
合理引导病人流向
作为一名医院院长,刘玉村每天眼见大量病人涌入门诊,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挂号窗口前的长龙里焦急等待。“比如我们儿科姜主任的挂号费曾被号贩子疯炒”,刘玉村说,“但是院长只能解决就诊流程、临床路径等医院‘围墙内’的事,病人能够到哪看病,找到谁看病,是‘围墙外’的事,也是医疗结构的事。”
事实上,“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大医院医疗服务供不应求,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为2014年医改重头戏之一,甘肃、四川、浙江等省纷纷出台分级诊疗政策,并进行试点推广。
在刘玉村看来,要推进分级诊疗真正“落地”,还要克服一个障碍——病人的流向是自由的,尤其在交通日益便捷,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稳步推进的当下,如何让病人甘愿留在基层看病,而不选择有着优质医疗服务的大医院?
另一方面,鼓励小病在基层解决,但什么是小病?小病和大病,病人往往界定不清。刘玉村举了大医院常见的例子:“比如结肠癌的患者,一听是癌症,都觉得是大病,得去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用最贵的药物,实际上,县级医院水平就可以操作结肠癌手术,许多患者可以留在家门口治病。”
刘玉村提出,病人不如交由家庭医生来判断,是否在基层首诊即可,是否需要转到大医院治疗,以及转到哪个定点对接的大医院。他认为,可以用医保制度来控制病人流向,例如只有找家庭医生首诊,才能享受医保。同时,医院之间不需要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甲,只设社区诊所和医院这两级,使就医通道更加便捷。
用尊严留住基层医生
让病人能够在基层放心、舒心首诊是医改的目标之一。
“社区让老百姓信得过的医生怎么培养,在学校时怎么学习,毕业以后怎么培训,在基层怎么实践,给他什么样的待遇能留住,都得事先说清楚,才会有人干。”刘玉村说,“要让医学生能够看到,虽然眼下基层工作条件差,但沿着清晰的顶层设计来规划发展,未来在基层会大有可为。”
刘玉村感叹,现在连大医院的医生都缺乏尊严感,更不用说基层医生。“一个三甲医院的大牌教授,挂号费才14元,反而是检查贵、耗材贵、药品贵,只有人最不值钱。”他说。
当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越来越多的医生失去了工作积极性,甚至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不愿报考医学院。基层医生更是如此,不仅条件艰苦、收入微薄、发展空间有限,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大型设备,又取消了药品加成,医生福利也失去了保障,从而加剧了基层医疗人才的匮乏。
刘玉村说:“同样是2万元住院费,如果把其中的结构改变一下,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挤掉药品加成等价格水分,(情况就会好很多),改变结构,政府和老百姓都不用多掏钱,但是医生的待遇提升了,工作得有尊严了,随之而来,会有更多深刻的改变发生。”
刘玉村说,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十年,如果现在不把顶层设计做好,十年以后还是没有人,但他也强调,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有能力时就建一段新路,条件不成熟时就先修着旧路,两条路一起并行。”
如今,刘玉村的儿子已是一名胸外科医生。“我经常对他说,将来会是一个病人就医有序,医生充满自豪感的医疗环境,那时候的你,也已成长为一个大医生。”刘玉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