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25岁到35岁为健康素养最高人群

一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身边事儿，实际上暗藏着一个国家对于全民健康福祉的布局。

或许你可以留意一下，你所居住的社区，无论新旧，是否都有一片小小的公共健身区域，有锻炼腰腹肌肉的拉伸机，有锻炼臂力的攀爬器，还有适合中老年人的扭扭转盘？再看看你身边的备孕妇女，是不是早早地就开始服用叶酸？看看孕妇们，是不是100%都在医院里建档了？

26年前的1990年，中国有一半的妇女不去医院，而是在家里生孩子；26年后的现在，哪怕是中国农村的孕产妇，也有99%以上可以获得住院分娩补助。2003年非典以前，从地方发现疫情到疫情上报到中央，平均耗时5天；13年后的今天，疫情从最基层的农村上报到中央政府仅需4个小时。2008年，中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系数是6.48，到了2015年，这一系数达到10.25。

听上去空泛的“健康素养”，被中国人创造性地总结为66条。其中包括：“孕期体检至少5次，住院分娩”“不滥用抗生素”“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孩子出生后应尽早开始母乳喂养，6个月后合理添加辅食”“正常血压为收缩压低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于90毫米汞柱”等在当下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常识”的条例。数据显示，25岁～35岁年龄组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素养水平逐渐降低。

11月23日，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第三天，四五场论坛平行推进。健康素养促进论坛受到与会中外宾客的高度关注。健康素养推进的中国模式，令众多外国嘉宾瞩目。

卫生主管部门怎么让食品生产企业“减盐”？

一瓶“六月鲜”酱油，包装上特意标注“减盐26%”，售价要比同类酱油产品高出一些。健康素养促进论坛上，山东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左毅通过PPT向与会者展示山东减盐的成果。

“六月鲜”引起了场下嘉宾的一阵窃窃私语。一名来自WTO的女士向左毅提问，“作为卫生主管部门，你是怎么做到让食品生产企业主动‘减盐’的？”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总面积10.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9789万。山东人素有食用盐味腌菜、生菜蘸酱的习惯。2011年，山东省政府与国家卫生部签署了联合防治高血压项目，开始实行5年减盐计划。这一年，山东人均食盐摄入为12.5克，成人高血压患病率达到23.9%。山东的目标是，到2015年，居民人均食盐摄入量降至10克。

“我们发现，居民食盐摄入主要来自家庭厨房、加工食品、餐饮服务3个方面。所以我们逐个击破，从家庭减盐、学校减盐、餐饮减盐、食品减盐4个角度去做减盐工作。”左毅说，食品减盐的秘诀，是卫生部门同商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起合作。

商务部门合作方面，推出了超市宣传、比比食品含盐量活动、设置低盐食品专柜等行动，直接促使46个厂家推出58种减盐食品，“厂家也渐渐发现，少加一点盐，节省成本，产品还能更受欢迎”。

食药监部门合作方面，通过从业人员培训、建立食品行业减盐联盟、食品包装营养标签、企业标准案标注含盐量和低盐菜等行动，在山东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低盐健康”的意识。

而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得到了联合国儿基会驻华代表花楠的肯定，“无论如何，健康素养从儿童抓起，总是不错的。”

据悉，在山东，卫生部门与教育部门合作，发起健康校园行动，开展盐与健康的主题活动。每学期，山东的小学生都要上一节减盐健康教育课、贴一套减盐宣传海报、看一次减盐科普动画。寒暑假，山东的孩子们要“劝家人减盐”、读减盐手册、记录用盐量、写减盐心得，900多所中小学的学生，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家长、影响家庭。

到了2016年，根据评估，山东人均食盐摄入量下降了2.4克，高血压患病率下降了1.7个百分点，全省食盐小包装销售量在2013年首次出现下降的“拐点”。

没有商业植入的健康素养教育怎么做？

健康素养教育的一个潜在威胁是——商业广告的植入。

11月22日，还是在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百度CEO李彦宏在参加论坛讨论期间被主持人问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不会选择网络搜索，上百度自我诊断”时表示，“我很依赖百度查各种各样的问题。身体不舒服，小事我会上网查，有必要、严重时找医生。”

这一看似普通的一问一答，引发了现场听众的窃窃私语。2016年四五月间，因为笃信“有病查百度”，中国青年魏则西陷入莆田系医院的广告陷阱，最终延误了病情导致死亡。

主持人继续追问，“优质的、准确的信息从哪里来？比如在搜索引擎上输入HIV，会得到大量的色情内容链接。百度能不能做好过滤？”

李彦宏的回答是，首先搜索引擎使用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健康素养常识，使用者应当把不相关的搜索信息过滤掉。其次，搜索内容应该有更多的政府监管，“就像这次美国大选，假消息满天飞，用户自己应该要具备基本的辨别假信息的能力”。

健康素养教育，恰恰是最容易被商业广告“伤害”的一类教育。陕西省卫计委副主任陈昭在健康素养促进论坛上介绍，陕西的做法是，政府每年直接投资3500万元来树立、搭建“百姓健康”系列教育。它涵盖杂志、报纸、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多个宣传教育环节，“不拿商业机构一分钱，全部由政府出资，最大限度过滤掉不良信息、不实信息”。

陈昭认为，陕西经验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去商业化，政府主导”，“不与医药保健类企业合作，不做任何形式医疗广告，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陈昭说，随着健康素养的地位在中国国内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健康知识宣传面临来自商业利益的巨大挑战，“人们期盼科学养生、健康长寿，但一些媒体的健康养生内容鱼目混珠，逐利现象严重”。

实际上，人们对于健康素养教育的诉求极大。近期公布的一份微信文章“10万+”阅读量统计报告显示，健康养生类文章紧随情感心理类文章，成为最受微信读者欢迎的内容。

如何监测健康素养？素养如何变为行动？

监测，成为评价一个群体健康素养的最基本手段。有效的监测，能给决策者带来政策指引，告诉决策者，哪些是人们迫切需要却供给不足的健康知识，哪些是已经成为常识的健康知识。

中国第一次开展健康素养监测是在2008年，从2012年开始，每年一次连续监测。

2008年，原卫生部以卫生部公告的形式颁布了“健康素养66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政府界定公众健康素养的文件。为了了解公众对66条掌握的情况，中国开始尝试对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进行评估，开启了全民健康素养的监测工作。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李长宁介绍，他所在的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健康素养的研究，制定了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评价体系，开发了健康素养标准化的试题库和标准化的调查问卷。

以2015年为例，监测的对象是15岁～69岁的城乡常住居民，监测人数接近10万人，监测范围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和336个县，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个人的信息。

监测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是6.48，到了2015年达到10.2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呈稳步缓慢上升的趋势。然而，从知识、行为、技能角度来看，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最高，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知晓率最低，基本医疗和慢性病防治的素养也比较低，“可以看出知易行难，这与我国慢性病高发，慢性病的致死率、致残率较高是相一致的。”李长宁表示。

监测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为慢性病治疗提供建议和指导。

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我国人群慢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构成从76.5%上升到83.5%，2015年慢性病致死率升至86.6%。慢病综合管理和教育，刻不容缓。

中国红基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等部门在2015年联合启动慢病综合管理项目，在全国300多家医院的心内科或者内分泌科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慢病教育；同时，开发智能终端系统，进行慢病筛查与评测，利用手机软件记录和监测患者数据，提高慢病高危人群的筛查率、治疗率、管控率和达标率，最终实现慢病健康管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慢病致死率最终要依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全民健康素养提高”来“迫降”，“下一步，重点是‘三减三健’工作，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新的理念在上海已经通过“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形式传达到基层。“今天为止，上海已有2.6万个小组，42万名居民参加了小组活动。除了小组活动，组员还把学到的东西介绍给家人、朋友，我们的口号叫‘一传十’。”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副会长李光耀举例说，在上海一些社区的合唱社团中，已经能做到每次社团活动前进行5分钟健康素养授课，“一年下来，基本的健康素养肯定是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