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应配有除颤器: 有效提高急救成功率

首都机场里的AED设备操作十分简单，只要插上插座就可以使用。

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的病逝，引发了对于公共场所增设急救设备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大讨论。

6月29日晚上7点40分左右，34岁的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突然晕倒，并失去了意识。虽然多名乘客施救，但由于现场没有专业的急救设备AED可用，50多分钟后急救人员到场时，金波已经不幸去世。

这一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公众对于公共场所内配置急救设备的大讨论。多位急救专家表示，如果地铁站内配有AED设备，金波被抢救过来的成功率将会大大增加。金波妻子的哥哥邓飞，在事发后开始多方呼吁、募集资金，推动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配置AED。

邓飞说：“看上去，我们是在救他人，但其实，我们是在救自己。”

好心但不专业的救援

走在路上，遇到晕倒或摔倒的人，扶还是不扶，救还是不救？这曾经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在这一次的“金波事件”中，路人没有犹豫。

现场视频显示，两位素不相识的女士蹲下身，为金波做了心肺复苏，一位外国女医生也参与到急救中。三位女士虽然没有救活金波，但她们的义举赢得了广泛赞许。

这一次，“扶还是不扶”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了，却面临了技术问题。北京急救中心资深专家贾大成在看过了现场视频后认为，三位女士伸出援手值得称赞，但在急救技术上却存在缺陷。

贾大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胸外按压的深度不够、次数过快、没有坚持，这是三位施救女士做得不够的地方。他说，胸外按压以按下去5至6厘米为宜，但当时按压后的胸部起伏不够。胸外按压应在每分钟100次至120次，但从视频估计，当时的按压每分钟达到了130多次，已经过快。最后一点，就是没有坚持做胸外按压，施救者曾停下按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导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王西富，也赞同贾大成的看法。王西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救还是不救，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过，贾大成认为，不必对三位施救女士苛责。因为在那种条件下，只有AED才能真的救命。贾大成说，在实际对猝死者施救中，大概80%至90%的成功案例，都是靠自动除颤器救活的。持续、正确心肺复苏的徒手操作，只能为等来AED或专业急救人员赢得时间，很难仅仅通过心肺复苏的徒手操作把人救活。

AED，似乎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词。

地铁急救的系统性缺失

AED是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看上去高深，其实这是一个“傻瓜级”设备。贾大成说，AED就是给普通民众用的。急诊室里，都用专业的手动除颤器。

什么时候使用AED呢？贾大成给出了“心肺复苏四步法”。如果在路上遇到晕倒的人，第一步，检查意识。拍打肩膀，看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反应，有呼吸，就摆放“稳定侧卧位”，让他侧躺，避免舌头、呕吐物等堵住呼吸，等待急救车到来。

第二步，如果没有反应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就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第三步，开始做胸外按压。让患者仰卧，在胸部乳头连线中点开始按压，深度为5厘米至6厘米，频率为每分钟100次至120次。可以同时配合人工呼吸，也可以单纯胸外按压。按压的同时，就要做第四步，请他人尽快取来AED设备，并连接使用。整个抢救过程，一定要及时、正确、坚持。

贾大成认为，在此次金波病故的事件中，前面三步尽管操作不太规范，但是都做到了，唯独欠缺了第四步的AED设备。

王西富回忆了一个急救成功案例。北京朝阳医院的唐子人医生，曾在美国圣地亚哥公园施救外国老太太。在唐医生持续的胸外按压十分钟后，公园工作人员取来了AED。唐医生的施救固然重要，但最终的成功还是取决于公园配备的AED。王西富说，如果没有公园的AED，无论唐医生多么努力地按压，那位外国老太太存活的几率也很低。

因此，地铁等公共场所配备AED，才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除了首都机场外，北京的公共场所里几乎都没有配备AED。对此，王西富概括为“金波之死，折射了北京地铁急救系统性缺失”。

“趋近于零”的AED

不仅是北京地铁，国内大量的公共场所里，都没有配备AED。贾大成提供了一组数据，每10万人配有AED的数量：日本393.7台、美国198.9台、澳大利亚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他曾考察日本的AED设备，地铁、火车站、消防车、警车、写字楼、健身房等公共场所几乎都有。

上述的数据中没有中国。贾大成解释说，中国每10万人的AED数量，“趋近于零。”

即使在一些已经装配AED的公共场所，使用率也很不理想。曾有专家表示，国内公共场所的AED使用率，也是趋近于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经配有AED设备。但此前，设备箱一直被锁着。如果要使用，就要先找机场工作人员。这显然耽误了急救的时间。2015年8月16日，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首都国际机场突发心脏骤停死亡。机场虽有AED，却没有及时使用。本周，本报记者再次探访首都机场。发现航站楼的所有AED设备都不再上锁，可以随意取用。

其实，AED并不高深，使用方法是“傻瓜式”，本来就是给普通民众用的。贾大成说，AED在接通电源后，有明确的语音提示操作。只要按照仪器上的图示贴好电极片，把插头插入插座，之后就不需要再接触患者和仪器。仪器可以自动分析病人心率、自行充电。并且，AED会自动判断患者的身体情况，如果判断患者不需要除颤，AED就不会充电工作。

贾大成等人建议，应该尽快在公共场所、人流密集的地点装配AED设备。对于具体的数量，贾大成说，应该以取得AED的时间来计算。施救者跑步3分钟以内能取到AED的距离，就是合理的。

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王西富说，在国外，医务人员、受过培训的人士或是虽未接触过AED但对此有些了解的普通人都可以操作。但在国内，AED属于医疗器械范畴，应由医务人员使用。

回归到道德问题

虽然在技术上已无风险，但即使我们的身边遍布AED，眼看着有人晕倒，我们敢不敢取下AED用在患者身上呢？救还是不救？这从技术问题，又回归到了道德问题。愿不愿意用、会不会用之后，更关键的还是敢不敢用。

邓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已经开始联合律师组织，为施救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他也在联合保险公司，开发一种特别保险，为败诉时就志愿者承担可能的资金赔偿。

“就算肋骨压断了，也比不做按压好。”贾大成总结说，救人不仅需要技术、体力，也需要智慧、勇气。王西富也赞同这种观点。不过，他更希望能从制度上、法律上为施救志愿者提供保障。

在国外，有一个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包含了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王西富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施救者免责条款，但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地方法规中，已经有类似的内容出现。每年的“两会”上，众多的医疗专家、法律专家也在倡导。他希望，我国能尽快出台全国性的相关法律，用以保护善意的施救者。（图文/北京晚报记者李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