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5分钟的告知模式更适合国情

　　在“Share模式”之前，医师们熟知的是来自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发展起来的“Spikes模式”。“Spikes模式”由专家意见作为发展依据，而“Share模式”则以实证研究和患者喜好作为发展依据。相比告知时间需要30～60分钟的“Spikes模式”来说，“Share模式”维持在10～15分钟。正是告知时间的长度，吸引了姜愚来参加此次工作坊：“‘Share模式’更适合大陆的情况，这意味着医生再怎么忙也能把这个时间给抽出来。”

　　两个模式的不同还体现在师生比、可以训练的癌症种类、核心价值等。“Spikes模式”以病人自主权为中心，在乎病人获得详细的信息，只对乳腺癌、前列腺癌、淋巴癌、肺癌、黑色素瘤等五类癌症进行培训，由1位老师带5位学员。

　　而“Share模式”则考虑到东方文化中全家参与的价值观，在乎病人的情绪，对26种癌症进行培训（台湾地区为27种——记者注），由两位老师带4位学员，其中，1位老师是肿瘤专科医生，1位老师是心理专科医生。方俊凯说：“肿瘤专科医生在癌症病情的了解上可以做到专业，但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心理专科医生来辅助。”

　　“10多年前，我们发现台湾地区的医患沟通存在很多困扰，2006年，我有一次在欧洲开会，发现日本在做这方面的科研，得知了‘Share模式’存在，就跟他们讨论把这个模式引进到台湾地区，进行适当调整后，变成现在这样的模式。”方俊凯说。

　　2009年，他安排了一个社工师到日本“驻扎”3个月，学习该模式的运作。第二年，方俊凯在台湾成立了一个由26人组成的团队，开始做培训。至今，已在台湾举办了上百场培训课，将近2400人接受培训。2012年，他开始在大陆举办工作坊，并通过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推广该模式。

　　在工作坊的案例演练中，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刘彬略显紧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病人或家属的问题更多、更突出、更难处理。”通过演练，刘彬表示，谁参与谁的收获就最大。“首先，医生自己就得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因为你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就是你自己，你的整个状态、表情、肢体动作、语调等都会传递很多信息”。

　　对于现场来参加工作坊的医护人员来说，工作坊的意义更在于将平时言传身教学习到的经验变成条理清晰的“线路图”，有了这样的“线路图”，医护人员就不会在癌症照护中迷路。

　　癌症病情告知技巧成为一门课是大势所趋

　　2012年方俊凯等人在台湾所做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28.3%的被调查医学生在学校未接受过病情告知训练，70.2%的被调查者在实习时接受过病情告知训练，94.9%的人认为医护人员需要病情告知训练，87.5%的被调查者愿意参加病情告知训练。

　　而在大陆，癌症病情告知训练正处在刚刚起步阶段。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医患沟通是医科大学学生大一就要上的必修课。我们现在的医患沟通技巧都是从上级医师那里一点一滴学习积累下来的，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教训，过程也比较漫长，无论是从高度还是从考虑的全面性来看，都差一些。”刘彬说。

　　姜愚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读书的时候没人教过怎么告知坏消息，我们学习的方式就是看老师们是怎么做的。但问题是老师做的是不是标准？而且，套用他（她）的模式跟你的性格搭不搭？都是问题。”

　　姜愚认为，应该在医学教育方面或者新医生进病房的时候进行专门培训。“甚至，更积极一点的话，要拿到医患沟通的合格证书后才能去做临床工作。”

　　据王丕琳教授介绍，目前，首都医科大学已经建立了相关课程，学生在读书阶段就可以接受专业的学习和训练。

　　“在医患关系中，医生与患者本质上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从疾病的发现、诊断、治疗到预后、康复，他们都站在一起，必须彼此信任，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癌症。”姜愚的这番话，说出了所有仁心医者内心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