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我国首例输入性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医生凌云在ICU里。 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 摄

6月26日是第8个中国医师节。1998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简称《医师法》）审议通过，2011年6月26日，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公布《中国医师宣言》，这一天被定为医师协会医师节，“以鼓励执业医师树立自尊自爱、奋发向上的精神，维护医师队伍的良好形象，营造尊医、重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医生，听他们讲述了自己和他人的行医故事。

1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黄玉良：

去除伤病，需要医患共同努力

今年3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黄玉良的朋友圈引起了惠州医疗界的关注和“点赞”，这是黄玉良在连续手术的接台空隙，对手术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生发的思考。

黄玉良认为，“微创”应该是术者成熟的体现，而不是患者对手术方式的追求。在朋友圈中，他写道，“外科手术，在情浓的中国，曾令不少相关者担惊受怕。因而近几年受热捧的‘微创’备受患者青睐，但也成了某些医生吸引病人的噱头。常有人问我，某某手术在你们医院可否做‘微创’？这就是一种误区。称职的医生对手术方式的决策，是在其认知范围内权衡利弊后，以最小的损伤代价获取最优的修复效果的选择。‘微创’是医生选择的结果，是需要经医生认为可行的。比如我下图的手术方法，不少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不会采用。对螺丝钉是绝对稳定的固定理解不够，以及对骨质把持力及软组织绞链的稳定作用了解不足，就会采用长钢板螺丝钉固定。这不是医生的错，因为任何一个医生都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提升。为了‘微创’，本来只需一小时的手术耗费几个小时，追求小切口却花费了大代价，这通常是追风的结果。10年前髋关节置换的‘微创风’就是例证。商业动机的催熟是人类的悲哀，医学应远离之。顺应自然吧，让瓜熟蒂落！”

在接诊了一位24岁的重伤女患者并为其手术后，黄玉良说：“今天为一个24岁女重伤者手术，手术团队都为她的康复而虔诚祈祷。患者严重多发伤，8天后才等来了合适的手术时机。左髋关节骨折脱位，波及了股骨头、颈、髋臼，且股骨头粉碎挤压严重。从专业角度分析，伤者术后骨折不愈合、骨头坏死的可能性极大。从长远来看，可代替的全髋关节置换对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利的。而医者，通常面对一分希望，就要付出百分百努力，应该尽可能选择最有利于伤者的手术方案。对于这个方案，术前计划中就对目前成熟的手术方法进行了优化，减少大粗隆截骨步骤，做到‘微创’中精准复位固定。然而，伤病的转归正如历史的发展一般，是多因一果的。医务人员的积极努力对伤病转归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正如大家所感叹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去除伤病，需要医患共同努力，任何一位医生都希望病魔被自己赶跑。”在他看来，细心精准是医生应尽的职责，良好结局是医患共同期待的效果。

尽管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于临床操作中的规范，很多时候也没有答案。黄玉良如是回忆其助手的一次险些失误，“麻醉完成后，准备手术前，见助手在给患者行膝内外侧应力试验，被我马上阻止了。在权威的专著里有提到，行胫骨平台骨折手术应在手术前后进行膝内外侧应力试验，以明确关节的稳定性。而我的这位助手是一位主任医师，他的这项规定动作是拜一次全国会议某“大咖”所授。但我对此说‘不’，原因是患者骨折已形成反常活动的假关节，这种试验已无法检查韧带损伤造成的关节是否不稳，反而会因人为因素造成骨折断端刺伤血管和神经等组织损伤的风险。因而，这个术前检查违反了骨折治疗的三大基本原则。套用法律适用规则，则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不同位阶的法律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用‘上位法’。需要提醒的是，医学领域中的‘上位法’同样有可能存在错误。比如多年奉行的骨折定义：骨折就是骨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的中断。本人认为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原因有二，一是小儿弯曲型骨折，骨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并无中断。二是骨膜是骨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人们并不会把骨膜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中断诊断为骨折。在理论高产的当下，不少医学指南与共识也同样令人担心。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迂腐地默守成规也必然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李雪松：

我们要做的是让患者和家属充分了解治疗方案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李雪松在博士毕业之后一直在惠州工作。2016年2月底，李雪松来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时，他面临的是一个有待振兴的科室。经过整合神经内外科成立神经医学中心，逐渐改善医疗质量，建立多学科会诊制度，培养医生团队……到2017年2月，神经医学中心已经从150张床位扩展至260张，业务增长高达130%，这个增速在学科发展中很少见。

由于神经外科专业性强，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往往很难真正理解疾病的根源和恶化程度，面对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他们要么感到迷茫，要么固执己见。为了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在李雪松的组织下，神经医学中心设立了医患沟通办公室。在术前沟通时，李雪松会详细介绍几种手术方案的利弊，也会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考虑，将他们关心的费用问题说清楚。“我们要做的是让患者和家属充分了解治疗方案，而不是替他们做决定。”李雪松说，他们所有的医患沟通都有影像记录，“一方面是对患者的尊重，一方面也是对医生的保障。”在他看来，充分、透明的沟通是减少一切医患矛盾和纠纷的根本，“关乎生命，人人都容易失去理解力，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尽我们所能，与患者和家属达成最大程度的理解”。

记者了解到，李雪松的手机通讯录里存有不少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从开始行医到现在，他的每个患者都有他的个人号码，很多医生都会担心把联系方式给了患者，自己的生活就和工作分不开了，但李雪松说：“我的患者对我非常尊重，很少接到骚扰电话，患者也很少在我休息的时间给我打电话。”

去年年底以来，神经医学中心引入了3D打印模型作为术前模拟演练的工具，而在李雪松看来，这一模型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向患者解释病情和手术原理时，他和他的同事终于有了一个实体的解释工具，“以往我们要向患者解释手术部位时，只能借助CT片子等平面影像材料，实际上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听完以后也是似懂非懂，而3D模型就让这个沟通工作变得简单多了”，李雪松说。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说，切除脑肿瘤，尤其是颅底深部的肿瘤是极大的考验，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以及对“精准”二字的把握。李雪松把脑肿瘤切除术视为一项艺术，对他而言，每一台手术都是一件艺术品。“这些年神经外科的努力不仅在于提高病人的生存率，也在于提高术后的生存质量。”李雪松说。

在李雪松看来，外科手术本身就是对病人的一种损伤，而以3D打印为代表的新技术，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升手术质量，降低手术风险，把创伤降到最小，“尽我所能去保护病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精准的意义”。（记者 廖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