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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人次低 民营医院如何摆脱尴尬境遇

2016年11月01日16:45    来源: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诊疗人次低 民营医院如何摆脱尴尬境遇

  满足公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这原本是医改启动之初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主要期待之一。但国家卫计委提供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6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达15.7亿人次,其中民营医院仅有1.9亿人次,公立医院高达13.8亿人次。

  民营医院在中国发展20余年,截至2016年6月,其数量多达15303家,超过了公立医院2000多家,但其诊疗人次却不足公立医院的15%,缘何民营医院陷入如此尴尬境遇?

  制定奖惩措施 化解信任危机

  事实上,“民营医院”是一个沿用已久但并非规范的说法。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医疗机构有“公立”和“非公立”两类,后者的投资主体既有境外资本,也有国内社会资本。“民营医院”就是指那些由国内社会资本投资的非公立医院。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认为,诚信问题是造成民营医院陷入尴尬境遇的原因之一。

  从事民营医院行业管理工作近20年的他,见证了我国民营医院的一路发展,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中国民营医院的门槛太低。欧美和日本对于资本进入医院有着严格限制,他们会考虑资本来源是否有原罪,因为这直接影响医院未来的诚信以及存活周期,但国内却无人顾虑。”赵淳认为。

  赵淳指出,以饱受诟病的莆田系为例,他们靠张贴小广告假称治愈性病等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几乎决定了他们的初心是为了赚钱,所以等他们的数量号称占据民营医院的“半壁江山”后,势必会影响整个民营医院的口碑。“当前民营医院缺失的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缺失导致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最终出现了患者不信任、行业不认可、政府不放心的行业现状。”作为一家民营医院的掌门人、京东誉美肾病医院院长郭华伟指出。

  健康服务业发展改革联盟执行主席田佑中则认为,行业监管不够也导致了民营医院违规成本过低,并间接造成了全行业的信任危机。

  对民营医院的监管,赵淳介绍,国内目前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和行业组织规范引导,虽然魏泽西事件后有所加强,但总体还是存在监管过松的问题。“应该制定一些规范,一旦不法医院触碰骗保、坑蒙患者等‘红线’,就应严惩甚至撤销其经营权,以示惩戒。”

  不但要对不法民营医院严惩,还要对规范执业的诚信民营医院进行大力宣传和褒奖,这样就可以对中间的大多数民营医院有所惩戒或引导。这也是赵淳所说的“抓两头、带中间”的监管方式。他介绍,最近几天协会正在依据国家卫计委管理医院的相关大数据,对各地民营医院协会推介的400多家民营医院进行以诚信自律为主要内容的行业评价。这项评选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每两年评选一次,这也是我国民营医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项自律活动。

  打造合作平台 突破人才困境

  不但要面对信任危机,绝大多数民营医院还面临着人才困境。

  “对于任何医院,人才都是核心要素。”郭华伟指出,公立医院由于具备天然优势,可能没有民营医院体悟得深刻。

  她所说的天然优势,就是公立大医院的职称评定、学术氛围、科研优势等待遇,而这些对于一名医疗技术人才来说,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公立大医院对人才的“虹吸”现象,让民营医院人才队伍一直十分局促。

  如何缓解这种现状?赵淳希望,政府能从促进民营医院生存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医务人员多地点执业的政策落到实处,逐步让医务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为民营医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此外,民营医院大多奉行拿来主义,缺乏人才储备观念。田佑中指出,不少医院陷入“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恶性循环。相当数量民营医院把培训仅仅作为成本而非长远投资,具有被动性、临时性和片面性。他建议,可以和科研、临床水平较高的医学院或医院密切合作,依托他们的平台为医院选拔吸引人才提供机会。

  不仅如此,郭华伟认为,民营医院还要用医院文化和制度留住人才,可以采取合作伙伴的方式,同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为其职业生涯提供发展支持。

  给予政策扶持 保障后续发展

  “在医保、税收、购置设备、医疗定价等方面,民营医院仍遭受歧视的‘玻璃墙’待遇。”赵淳指出,既然民营医院具有“准生证”,就应该对其后续的发展给予政策扶持。

  据赵淳介绍,医改以来,我国相继制定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年)》等政策,这些政策将社会办医纳入相关规划,按照一定比例为社会办医预留床位和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空间,对民营医院的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他举例说,政策规定优先设置审批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资源稀缺的专科医疗机构,对于当前我国急缺儿科、康复和精神科的情况下,就可以鼓励社会办医进行有益补充,这无疑对患者是有利的。

  但在政策扶持方面,专家们同时指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应该放开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支持保险业投资或设立医疗机构,推动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等。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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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许晓华、赵敬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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