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内，医生正在给受捐者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 　　新华社记者 黄 歆摄

制图：郭 祥

在我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眼角膜移植手术并不难，捐献角膜究竟卡在哪？今日本版推出调查报道，寻求破解之道，期待引起公众的关注。

——编 者 

角膜供体数量不足

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患者有200多万人，但因供体角膜缺乏，每年角膜移植手术仅有不到8000例

4岁的小曦扎着两个小辫子，正弯着腰找掉在地上的两块积木。她住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这间病房的光线很好，小曦把手伸开，在地上摸了好几次，在妈妈的提醒下，才捡起积木，爬上病床玩。看着女儿的样子，妈妈忍不住掉下眼泪。小曦的眼睛患有角膜白斑病，即眼睛里长着一层白色的膜，她因此“视而不见”。目前，她在等待角膜移植手术。

眼角膜是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当角膜由于各种原因变得混浊影响视力时，必须通过角膜移植的方式，更换一个干净清晰的角膜，患者才能重新恢复视力。

小曦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一儿一女的喜悦，只持续了6天。小曦的父亲老郭发现了女儿角膜上有一层亮晶晶的东西。他好奇地把手在女儿眼前一晃，女儿的眼睛没有反应。

河南省医院的眼科医生说，这种病是先天性的，没法治。正当绝望时，有人说去北京同仁医院也许有救。于是，夫妻二人带着孩子踏上了求医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分得很细，老郭用了很长时间才挂到潘志强医生的号。潘志强是眼角膜科主任医师、北京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确诊小曦是角膜白斑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是角膜移植。

当时，同仁医院并没有角膜，小曦转诊到河南省一家医院，成功地实现角膜移植。那一年，小曦1岁多，尽管不会讲话，重见光明的她再不用父母操心了，走路吃饭，和小朋友玩都没问题，后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

去年国庆节，妈妈发现小曦骑车有时撞到床，有时撞到门框。难道病情复发了？后来，经潘志强诊断，是移植的角膜出现问题，用了滴眼液没什么效果，惟一的办法是再次角膜移植。

潘志强介绍，当角膜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时，才需要角膜移植。随着角膜移植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医院面临角膜短缺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患者，不得不在黑暗中等待。

潘志强介绍，北京同仁医院每年登记需要做角膜移植的患者大约在1000例左右，但能够得到捐献角膜的患者仅有100余例，其余患者手术要靠国内外兄弟眼库支援或调剂角膜。

据统计，我国等待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有200多万，但因供体角膜缺乏，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仅有不到8000例。

动员捐献难度不小

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登记的志愿者有4万多人，90%以上是年轻人。年轻志愿者是一个值得期待但可能存在变化的人群，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小曦隔壁的病房，14岁的宽宽刚刚做过角膜移植。这只移植的角膜，将让他的左眼重见光明。这10年间，全家人一直等待着这只薄薄的角膜。

宽宽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滑县，4岁时他因玩爆竹炸伤左眼。他从河南省人民医院辗转到北京同仁医院，由于角膜短缺，只能先治标再治本。专家们想了各种办法覆盖眼球，还移植了父亲刘先生的唇膜。宽宽的妈妈用小手电筒照他的左眼，他什么也看不到，只觉得眼前一亮。医生说，要想恢复视力，就得做角膜移植。

没有角膜，只好等待。不久前，宽宽的父亲老刘终于等到住院通知。潘志强为宽宽做了移植角膜手术。他沿着这个1分硬币大小的角膜边缘，手工缝合了16针，将它固定在眼球上。包括爆炸外伤的修复在内，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

“做完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不像是白内障手术可以立即见到光明。”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王文莹说。手术后还睁不开眼，要等完全水肿消失后才行。移植后视力可能很难达到1.0，但能恢复到0.5。

于津是北京同仁医院的一名角膜劝捐员。她说，年龄在2岁以上80岁以下，眼部没有做过手术，没有传染病，在医院去世，就能捐献角膜。但是，动员别人捐献角膜，总是很难张口。于津起初特别紧张，不知说什么好，生怕说错话，让人反感，也不能挨个找病人。她联系了一家老年医院，在病房走廊放了宣传资料，留下手机号，希望有人能主动联系她。可是，很多人即便患癌症多年，生命要走到尽头，也没考虑过角膜捐献。

劝人捐献角膜，尴尬不只是难开口，主要是传统观念很难改变。一位老人去世后，他儿子打来电话捐献角膜。于津带着团队取角膜时，老人的儿子突然决定不捐了。原来，捐献角膜需要连同眼球一并摘取，这样方便角膜的保存，单取角膜容易污染，无法移植成活。捐角膜变成摘眼球，因为理解上的差异，逝者家属改变了主意。于津说，如果单取角膜，玻璃体、晶体等都会漏出来，单捐角膜可能会影响遗容。事实上，如果允许采集，工作人员会用仪器撑开逝者眼皮，用消毒后的剪刀把眼球周围的组织剪断。随后，植入填充物，戴上假眼片，再合上眼，从外观上看不出来，体现对逝者的尊重。

患者在等，劝捐员在找，志愿者在何处？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登记的志愿者目前有4万多人，90%以上是年轻人。潘志强分析，年轻志愿者是一个值得期待但可能存在变化的人群，远水解不了近渴。

潘志强介绍，有些国家实施强制死亡通报制度，使器官捐献数量大大增加。所有志愿捐献器官的死亡病例，都要交给器官获取组织或者指定的第三方组织（如眼库），及时评估器官、眼睛和组织捐献的可能性。在潘志强看来，推行这项制度，只要有10%的志愿者捐献，就能满足角膜移植的需求。

角膜捐献需要“搭车”

亟待改变眼库角膜捐献“小作坊”模式，建立全国性角膜捐献体系，引导志愿者同时捐献器官和角膜

一位山东患者双眼被烧伤，被一家人陪着在同仁医院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半年后，患者重见光明，独自一个人来找潘志强复诊，生活能完全自理。

从技术角度来说，眼角膜移植手术并不复杂，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潘志强从事角膜移植多年，曾经去东南沿海某省一所盲校做筛查。很多失明者尽管错过最佳治疗年龄，仍有10%的人通过角膜移植复明。

尽管角膜属于人体组织，不属于器官，但和器官捐献面临同样的困境。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渠道。角膜捐献，能否搭上全国器官捐献系统的车？

目前，器官捐献体系与角膜捐献尚未对接，角膜和器官还无法并网捐献。潘志强认为，国内的眼库运作远远滞后于器官捐献系统，仍在“单兵作战”。各大医院只能自发地建库找“膜”，孤军作战，势单力薄。国内多家医院的眼库几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的“空库”。他说，我国亟待改变眼库角膜捐献“小作坊”模式，建立全国性角膜捐献体系，引导志愿者同时捐献器官和角膜。

说到眼角膜捐献的困境，潘志强一连用了三个“缺乏”：缺乏标准操作范例，缺乏规范的培训和认证机制，缺乏全国及地区的管理规范或操作细则指南。当前，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是角膜分配问题，即如何保障每一个角膜都能用在最理想的移植者身上。但是，哪些人具有优先获得权？角膜如何分配才能最公平？这些都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从世界各国看，解决角膜供体来源不足主要依靠立法。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因交通意外死亡或在公立医院死亡的人，如果没有家属明确反对，其角膜一律捐献。

“角膜捐献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推进立法。”潘志强说。

《 人民日报 》（ 2019年04月12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