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之辩闹到今天，已经从民生话题演变为利益之争。这场论战难以分出胜负，原因在于双方的立场各异，导致对话始终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公众关注的是虹鳟是否能打着“三文鱼”的旗号销售，舆论争论的焦点是商品名称，而中国渔业协会辨析的则是生物学分类。

对于这样的结果，参与争辩和围观争辩的各方现在恐怕都会感觉到有点无聊吧。凡以科学始以利益终的辩论，都会以无聊来结束观感。而这观感的发酵又是漫长和隐性的，其终点，极有可能演变为消极意义上的怀疑主义，损害价值观的负能量。

就像鸿茅药酒案向人们展示的——从谭秦东被抓、被放、被讯问、精神失常、道歉、和解，这一系列过程中，“主角”始终是谭秦东。而鸿茅药酒对健康的影响如何评估，没有答案。

鸿茅药酒与三文鱼两个事件都存在一个明显的争辩漏洞，就是权威而独立的第三方缺席。这个第三方的存在价值在于，不仅可以保障科学的到场，还可以规范辩论的规则。以三文鱼事件为例，被动牵涉其中的中科院只是澄清“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并不存在，没有解答公众的疑问；法院本可以充当这个角色，但未被邀请出场；上级主管部门当然也可以组成临时调查机构，但目前为止暂无动静。缺乏严格的研究数据或是权威第三方的发声，辩论成了各方的隔空自说自话。

从鸿茅药酒案到三文鱼之辩，本可以逼出真相和事实，涤清谣诼和谎言，将网络意见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但是，当网络意见孱弱到只能蜷缩于暗处，其姿态也从正面辩论沦为消极调侃挖苦，甚至成为网络意见的负面模板。于社会，它具有销蚀作用，于个人，它往往变成精致利己主义的温床。

最新消息说，打假人士刘江已就鸿茅药酒提起诉讼。参照前说，刘江的举动值得特别赞赏，也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