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时强调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当前，社会上对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仍存在认识不到位、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在什么是稳中求进、为什么要稳中求进、为什么能稳中求进等基本问题上存在一些偏差。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以上关于“稳中求进”的基本问题，全面、辩证地理解稳中求进的内涵，破除认识误区，为自觉贯彻落实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夯实认识基础。

什么是稳中求进

回答“什么是稳中求进”，就是要讲清楚“稳”的内涵、“进”的内涵，以及“稳”与“进”的关系。

早在201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预期和新的动力”。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与“进”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即“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2017年7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以上论断已经对稳的内涵、进的内涵和“稳”与“进”的关系作出了精辟论述。当前关于“什么是稳中求进”的认识偏差主要体现为对“稳”与“进”的理解仍不到位。

“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经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理解“稳住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机械地从增速维稳层面去理解，陷入不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调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经济指标不能适度向下波动的认识误区。“稳住经济运行”与增速目标适时适度下调、经济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向下波动并不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贯强调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根据“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客观因素，适时适度下调增速预期目标，从2013年的7.5%左右下调至2017年的6.5%左右，实际增速则从2013年的7.8%逐步下移至2016年的6.7%。实践证明，“稳住经济运行”并不意味着要对增速强力维稳、机械求稳，不意味着增速目标及增速不能下移。在不发生大的波动情况下，“退 一步、进两步”，牺牲一定速度指标换取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著提升就是稳中求进。

“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这一论断明确告诉我们，不能将“进”片面理解为短期内经济指标的回升，而应理解为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根基的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在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作出战略部署的情况下，理解“进”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调整结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对于结构调整，我们应超越企业、产业、区域、需求等视角，从宏观上、经济运行机制上去把握结构，明确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存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以及金融和房地产失衡。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结构调整，就要把“进”的重点放在推动三个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再平衡上。

为什么要稳中求进

回答“为什么要稳中求进”，主要是要讲清楚为什么稳是主基调，不能在短期经济指标方面一味求进。与稳中求进相反，一味求进论否定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尽快回升或V型反转。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进”和快“进”，谁都希望一日千里，V型反转。但是，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历史经验教训出发，都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一味求进。否则，不仅不能“进”，反而会产生反效果，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巨大干扰。

稳中求进是治理三个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现实需要。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阻滞了经济循环，降低了经济活力，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和金融风险不断积聚。要治理这些失衡，稳中求进是基本前提。如果一味求进，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快速显著回升，在内生增长动力仍然较弱的背景下，就不得不继续甚至更多依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房地产投资和信贷快速扩张。结果毫无疑问是进一步加剧失衡：“僵尸企业”得不到清理、产能过剩难以化解，过度金融化无法抑制、金融稳定压力和要素“脱实向虚”进一步加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增加并存，等等。

稳中求进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工作实践表明，若在指标上一味求进，追求速成，经济建设很容易遭受重大挫折。相反，坚持稳中求进，即便经济运行遇到巨大困难，也能将其克服，取得较好经济增长绩效并为未来发展创造潜力。1998—2002年期间，面临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国内国有企业举步维艰、金融风险大规模暴露等严峻挑战，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大力推动国企、金融、住房等领域改革，扩大开放加入WTO，在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稳住了经济运行，还为2003—2007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稳中求进也是应对目前国内外不确定性的战略思维。一方面，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去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阴霾仍未消散；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仍在攀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冲击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预期逐渐向好、市场信心不断增强，金融风险有序化解。不过，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够强，金融领域“灰犀牛”风险依然存在。面对国内外环境可能存在的负向变化，需要有底线思维，通过稳中求进为可能出现的冲击预留缓冲和腾挪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预期增速目标一直坚持留有余地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能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的基本前提是能“稳住经济运行”。有一种错误的“硬着陆论”观点认为，中国很难稳住经济运行，不能稳中求进。在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情况下，这种“硬着陆论”仍在一定范围内流行，根源在于忽视了中国的三大核心优势，即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优势和大国优势。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靠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的双轮驱动。后发优势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构成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源源不断的潜力。体制可改革性优势为制度革新提供最重要的保障，使后发优势所蕴含的潜力得以释放。大国优势则意味着较强抗风险能力，充足的“试错”空间，为发挥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优势创造条件。

稳中求进有后发优势的支撑。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技术、产业平均水平与世界技术、产业前沿仍有明显差距，仍具较强后发优势并蕴含了较大增长空间。即便世界技术、产业前沿拓展速度显著降低，后发优势的存在也可以保障中国具有保持相对较快技术进步速度的潜力。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政党、政府是否具有稳定强大的执政能力、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是其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可以确保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后发优势所蕴含的潜力不断释放。有人担心，与成功追赶型的较小型经济体不同，超大经济体后发优势的释放会受制于全球需求空间，中国块头太大，国际市场难以容纳后发优势的充分释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既没有认识到大国本身的内需可以构成巨大支撑，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开放包容为特征，以互利共赢为追求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希望通过促进全球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发展来实现自身发展的集中体现。

稳中求进有体制可改革性优势的保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制度唯有不断革新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受特定利益群体的影响，任何一种制度本身都可能存在蜕化的自然倾向。另一方面，有益于过往发展阶段的制度不一定能够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在体制可改革性方面表现出了明显优势。首先，中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也在全体中国人的脑海中打下深深烙印。其次，政治生态的净化为改革提供了好的环境。改革的探索或实施需要有为干部，需要政治领域的企业家。反腐的深入推进，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的营造，有利于将领导干部的精力吸引到推动制度创新上，有利于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良好氛围。最后，当前遇到的矛盾和挑战也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古今中外的改革实践表明，改革共识较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不当观念的束缚。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通过实践的演进和现实的教育才能得以打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的弊端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稳中求进有大国优势的护航。首先，大国抗风险能力较强。由于经济体量大、内部市场大，在外部冲击下，通常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经济波动性相对较小。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中国完全能够应对和承受各类风险冲击。其次，大国有利于释放后发优势。后发优势释放不是对国外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简单照搬，也伴随着大量的创新。总体而言，大国的创新生态相对较好。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伴随的多样性，为初创企业挑战现有的大企业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保障了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创新型企业从小变大的可能性。最后，大国在体制可改革性方面更具优势。当改革本身蕴含较大风险时，大国的幅员辽阔为改革试点提供了广阔的“试错”空间，有利于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所以保持了较强的体制可改革性，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大国优势，通过地方或局部改革试点实现了对改革风险及成本的有效管理。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