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手术那天，周平红的助手给刘静洗了胃。尽管刘静已经三天没怎么吃饭，当胃镜管道从胃里向外抽水时，刘静依旧无法压抑住恶心，吐了医生和自己一身的食物残渣。

刘静流着泪说想要放弃。她的母亲清楚女儿的痛苦。她说，如果第三次POEM手术失败，就带着女儿去做需要 “开胸”的“大手术”。

当天刘静的手术，是周平红的第三台手术。手术室里，周平红话不多，眼睛盯着屏幕，手指不停地旋转着内镜旋钮。

喜欢用“胆子大”评价自己的周平红，对失败并不陌生。

出生在江苏泰兴农村的周平红，算不上天资聪颖。可他有时候也像做内镜手术一样，愿意向深处去寻找“失败”的病灶，然后用“手术刀”剔除它们。

2008年，他到了美国一家医学院学习腹腔镜技术。早会上，他自告奋勇在晨会上讲自己在国内做的内镜手术。有个医生提问：用内镜切除时，有水雾怎么办？ 他想说“用吸引器吸走”。可连“suction（吸走）”这个单词都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他的助手常常能看见，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周平红会把其他专家PPT里那些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单独抄下来。下班后，再请外教给他补习英文。

17年前，周平红争取到了机会，去日本学习超声内镜技术，在日本观看了十几场内镜手术，并开始探索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以下简“ESD”），希望能够用来治疗早期癌症等疾病。

为此，他去肉联厂买了十几个猪胃练习。后来，放在他家冰箱里的猪胃都开始散发出腐烂的臭味。

找不到合适的手术器材，他就自己动手将一把内镜针刀，做成镰刀形状。3个月后，他做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例ESD手术。

2007年，在中日ESD高峰论坛上，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周平红提出在国内推广ESD术式。

这个提议成了引爆点，遭到了在场很多医生的激烈反对。

在周平红同事的回忆中，“100多人的会议更像是吵架，乱得像一锅粥。”

“外科医生怕你抢饭碗，说万一剥离不干净复发怎么办；内科医生又不敢做，万一穿孔怎么办。” 她告诉记者，当时推广ESD术式简直是腹背受敌。

有医生说他在“走钢丝”，有人干脆站起来对周平红说：“像你这么做，是要闯祸的”。

但周平红却在心里开始较起劲来。

他找出一套解决穿孔的方法，用夹子和尼龙绳缝合伤口。对于穿孔，他说自己是“不怕穿，穿不怕”，微创没法解决的，“大不了做外科手术”。

周平红曾经做过一台7个小时的内镜手术。病人是一个28岁的新婚女子。她的胃从开口到出口有一大片早期癌变，“像长草皮一样覆盖了快半个胃”。

那天，手术室围了30多个研修生。很多人都明白，这可能是一场很难再见到的复杂手术。

其间，用来切割的电刀断裂两次。周平红的助手向记者回忆说：“跟了这么多台内镜手术，第一次见到刀断了，还是两把。”

“大胆”的周平红预计手术需要3个小时。可他也没想到，需要分离的“血管有那么多”。

从下午3点以后，没有人离开，所有人都陪着周平红，给他加油鼓劲儿。

晚上10点，周平红紧盯屏幕7个小时后，一块长宽将近15厘米的癌变组织从病人口中取了出来。

那两天，周平红拿饭碗时，手都在抖。他对助手说：“以后再也不做这么大的手术。”

但助手也明白，这一定是玩笑话。因为在她眼里，周平红真正享受的时刻并非在“高大上”的活动上，反而是在手术室里作一台漂亮的手术，“那是他最纯粹、最快乐的时候”。

他一个上午常常需要看80个病人，但周平红要求自己，在面对病人时总是面带微笑。他会告诉那些老病人，再有问题就直接来找他，千万不要花钱买“黄牛号”。

“病人是我们的老师，医生能取得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病人。中国人口多，病例数多，我们才能积累一些经验。”周平红说。

随着在国际上会议上，手术展示越来越频繁，周平红的手术方式开始为其他国家的医生所知。周平红没少收“洋病人”和“洋学生”。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曾经有过一个从日本转过来的进修生。有个中国进修生跑到日本去进修内镜POEM手术，结果他的日本教授问他，你为什么要来日本，你们中国不是有DOCTOR Zhou吗？

5年前，刘静的手术失败后，她的母亲带她去过很多医院。有的医生建议直接做需要“开胸”的外科手术。有的内镜医生看病史的时候，看见是周平红签的字，就直接拒绝她说：周医生做不了的，我们也做不了。

如今，当刘静再次被推进手术室，这台手术，对周平红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难做的手术。

手术开始大约半个小时后，手术室喇叭传来声音，请刘静的母亲到谈话室。她说自己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害怕这是手术失败的一次谈话。

最终，麻药的效力过后，刘静睁着眼睛被推了出来。手术成功的消息，让母女俩哭成一团。而周平红说，手术结束了，他也终于可以不用对病人“感到亏欠”了。

（文中刘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