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传诗，长期从事口腔修复工作，对口腔固定修复学有很高的造诣。她主持研究的“SDA-I型牙用中熔合金的研制及应用”“CW-PA型烤瓷Ni-Gr-Nb合金的研制及应用”研究，分别获省和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53年，从四川医学院毕业仅3天的她便加入西藏昌都民族卫生大队，一腔热血投身西藏口腔卫生事业，为西藏医疗水平的提升作出开创性贡献。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口腔修复学教研室主任，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口腔医学教材和《中国口腔医学鉴》编委。

　　 【听医者讲述】

　　 杜传诗教授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西藏口腔卫生事业，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直到退休之后，依然坚持临床带教，继续为中国口腔医疗事业发光发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疗卫生水平很低，很多偏远地区都急需大量医学人才去建立起基本医疗秩序。当时的我作为一名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面对就业选择，有着那个时代青年最朴素真挚的愿望——到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开花结果！

　　 1953年，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第3天，我带着满腔赤忱，毅然与我的先生胡允诚（杜传诗的同班同学，华西口腔1953年毕业生，编者注）加入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踏上了去西藏昌都的路。就这样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我们一路颠沛到达昌都后，迅速投入到了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的工作中。

　　 昌都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一切物资供应都是靠其他省份用汽车运输，当地几乎不生产农作物，为了保障前方筑路部队的物资供应，运至昌都的生活物资就十分有限。卫生队都集中在食堂吃饭，成天吃的都是各种干菜、咸肉和牦牛肉等，没有新鲜蔬菜吃，水果更是想都别想，要想吃新鲜蔬菜就得自己垦荒自己种。于是，我们每天下午下班后，就背上劳动工具，抬着大粪走3、4里路到荒地开荒，再下20、30米的坡到河边取水浇灌。到了秋收时节，意想不到的是收获了一批圆根萝卜、莲花白和土豆等耐寒蔬菜。

　　 没有电和自来水，医疗条件同样十分艰苦。我们在20平方米只有一个窗户的土房里开辟出了口腔科，室内相当黑暗，只有正对窗户处有一丝光线，我们在仅有光线的地方，摆放了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简易“牙科治疗椅”，从踩脚机开始，为广大藏族民众和进藏汉族干部治疗口腔疾病。

　　 虽然那时藏族群众看病及住院全部是免费的，但最初就诊的人并不多。当我第一次使用局部麻醉进行无痛拔牙术时，患者感到很惊喜，站在窗外围观手术的藏族同胞们，不停地伸出大拇指称赞“门巴（医生）雅么（好）！雅么（好）！”

　　 后来，我们还逐步开展了对颌面部间隙感染、颌骨骨髓炎、颌骨骨折和唇裂病人的手术治疗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医好了病人，病人就相信你，相信共产党，我感到很开心。雪域高原上，我们作为仅有的两位口腔科医生，得到了越来越多藏族同胞的信任与尊敬，有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来看病。

　　 虽然语言不通，但藏族同胞们都特别真诚朴实。当时我分娩在即，为了不耽搁工作，便没有回成都生产。高原氧气稀薄，营养补给也跟不上，我便陷入了难产的困境，好多藏族妇女都自发地围在病房的窗口默默流着眼泪，祈愿我平安生产。其中一个叫白玛的病人，在得知我怀孕后，她提前半年把唯一的一只鸡产的鸡蛋一个一个存着，亲手交到我的床头，要我保养好身体。我后来打开发现大部分鸡蛋都已变质，但内心还是阵阵暖意袭来，感动得热泪盈眶，更加无悔于扎根这片高原的决定。

　　 1954年，新建的昌都地区人民医院落成，口腔科告别了脚机，开始用电机操作，同时也调配来一位助产士和一位部队卫生员学习、工作，我们由此开始了带教生涯。

　　 为了讲好业务课程，我们编写教材，绘制教学图，选留牙齿标本，用黄泥塑造下颌骨模型，同时也结合临床，教学生们对常见口腔病的诊断治疗方法和口腔修复工作。后来，原助产士被评为口腔科主治医师，原卫生员被提升为口腔科医师。

　　 卫生大队陆陆续续还从基层选派了一些藏族青年参加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为了持续壮大昌都地区的口腔医疗人才队伍，我们同样以带徒弟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口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努力为西藏留下更多的优秀口腔医生。

　　 在这片雪域高原上，我们宣传党的政策、建立诊室、诊治病人、传带徒弟……为昌都地区口腔医疗卫生事业贡献着我们的青春热血。到了1957年年底，我回到了成都华西口腔工作，胡允诚则继续留在了西藏昌都工作，夫妇二人异地相隔18年，直到1975年我们才在成都团聚。

　　 1996年退休之后，我希望能继续为中国口腔医疗事业发光发热，于是便指导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上临床、做科研，也参与指导自己学生的学生们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在临床带教时，我常告诫学生要对病人耐心，要认真负责地给病人看病，不懂的就不能够马马虎虎。

　　 我这一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工作，作为祖国西部开发的先锋队员，我把青春奉献给了西藏口腔卫生事业，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光荣。

　　 （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