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修武委员一刻都没停歇过。

　　从2月8日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到4月16日圆满完成任务后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回撤，回到重庆继续与团队讨论新冠肺炎病例的最后诊断，深入研究病理机制，再到来京参加全国两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带领着他的“病理战疫队”，完成了40例患者遗体解剖病理诊断和深入研究工作，建立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理数据最齐全的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与信息库，并牵头总结国内总共91例新冠肺炎解剖的诊断和研究成果，填补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

　　建国内首个生物安全级尸检方舱和“战地”病理科

　　遗体病理解剖是全面揭开新冠肺炎“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是实现其“最后诊断”的唯一途径。在卞修武的手机屏保上，一直保留着他们团队首次发现和报道的肺内新冠病毒的“真面目”——肺部特征性病变和电镜下的肺内新冠病毒。

　　“病理即疾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原理。”卞修武表示，病理解剖就类似“侦察兵”，病理诊断就像临床医生的“眼睛”。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结果，对于认识新冠肺炎的病理改变和本质、揭示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完善临床诊治方案，都有重大帮助，并能从根本上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和致死原因，给临床救治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疫情暴发伊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1月份就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等途径提出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的建议方案，并被国家采纳。2月初，卞修武主动请缨，获准后他立即和擅长穿刺工作的影像学专家到达武汉，成为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

　　传染病尸检工作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脏、累、险、严、慎、隐”，其中如何防控其传染性是难点。疫情下的武汉，没有符合要求的尸检室和配套设施，卞修武克服重重困难，从全国各地紧急筹措，“3天集成负压尸检方舱”“两天建立红区病理科”“两小时获批尸检机构资质”，在移动手术方舱基础上，在火神山医院建了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和病理制样与诊断室（病理科）。

　　建议建立病理样本库 加强病理平台建设

　　“病理解剖是直接触摸病毒，而且是活病毒，危险性不亚于甚至超过ICU（重症监护病房）。”卞修武说，但他们没人退缩。他清楚地记得，在武汉进行的第一例解剖是在2月18日夜，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初春的寒夜，他们防护服内的衣服全部湿透。

　　卞修武带领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所的病理学团队，与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先后完成40例患者遗体解剖（包括全身系统解剖和局部穿刺“微创解剖”）病理诊断和深入研究工作，牵头组织制定了新冠肺炎尸检方案，形成疫情期间全国病理科工作指南等系列规范和共识。

　　卞修武说：“我在病理解剖公报中，总结这次疫情中全国系统尸检和穿刺共91例，是在全世界第一次把这个病的病理变化写成共识，进入诊疗方案，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

　　卞修武表示，通过本次疫情中的尸检工作和病理学研究，积累了一系列生物安全条件下的病理平台诊断体系构建经验，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病理学发展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短板。这次全国两会，他从国家生物安全角度、我国病理学发展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提案。

　　他建议建立国家级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使这类重大新发传染病样本资源得到安全、科学、规范、充分利用，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研究；加强对涉及生物安全、国家社会组织经济利益的重要研究资源和成果的样本信息采集、整理和保护，并共享和交流；从国家安全和医学发展层面，要加强病理平台建设，完善遗体捐献和尸体解剖法规。

　　同时，他还提出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学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总结和推动形成新冠肺炎病理学国际共识和诊断指南；在尸检结果和重要发现方面要集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新冠肺炎防控方面病理工作的国家行动；以尸检发现为基础，结合临床科学问题，加强新冠肺炎的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本报记者 雍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