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患者家属同意，2月16日凌晨3时许，全国第1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完成，并成功拿到新冠肺炎病理。在同一日18点45分，全国第2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遗体解剖工作也在金银潭医院顺利完成，这两具解剖病理目前已被送检。

　　“遗体解剖越早做越好。”2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法医学系刘良教授通过媒体发声。这也是众多业界同道的心声。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邓永键教授向本报表示，非常赞成刘良教授的观点。

　　可靠的最终诊断

　　“新冠肺炎病毒与SARS不是一回事，它是SARS的姊妹株，引起的病变可能不一样，所以急需遗体解剖看到病变，通过病理检测证实。”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原主任兼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彦青教授曾主刀完成世界首例SARS遗体解剖。丁彦青说，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和疾病转归的科学，也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可以说，病理解剖是最可靠的最终诊断。通过遗体解剖，观察到可靠的病变，明确死亡原因，可以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有关新冠肺炎，仍有一系列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邓永键指出，比如病毒来源；病毒损害器官的病变特征；病毒与机体各器官、细胞的亲嗜性，分布方式，有否在胃肠道、泌尿道、生殖道内分布的可能；病毒损害器官、细胞的分子基础；如何根据器官病变调整治疗方案；病毒侵害后的病变模式等。

　　“目前，病理解剖基本上能够解答病毒来源之外的一系列疑问。”邓永键强调，病理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石，其在国家重大疫情期间不应成为旁观者。

　　尽快完成死亡病例的遗体解剖，同样得到了临床专家的支持。北大援鄂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教授表示，目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多脏器损伤，已基本成为临床共识，但这些判断都来自对各项临床指标的判读。

　　“比如，尿蛋白的发生意味着肾脏出现病变或损伤，这种损伤可能来自病毒攻击，但在缺氧性应激反应状态下患者也可能会产生肾脏损伤。”安友仲指出，功能损伤往往具有形态学变化的基础。因此，要科学全面地了解新冠病毒给人体带来的损害，急需对死亡病例进行遗体解剖和病理检查。

　　安友仲表示，通过遗体解剖不仅可以看到死亡患者器官的具体形态、是否有炎症反应，还可以对不同的人体组织切片进行病理检测，观察病毒对各个人体组织和器官是否造成感染、对哪些器官造成的损害更大、病毒攻击的靶点在哪里等情况。“从病理学的角度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患者临床救治，特别是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丁彦青告诉记者，针对烈性传染病的尸检需要在P3级的遗体解剖室中开展，目前基本没有可供遗体解剖的场地。在武汉当地，目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卞修武教授的积极推动及带领下，已初步建立帐篷式符合标准的解剖室。

　　“在广州，我们也在积极呼吁，快速改造或新建一间符合标准的解剖室，尽快开展相关工作。”丁彦青说。

　　病理解剖功不可没

　　SARS暴发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被确定为死亡病例的定点尸检医院。2003年2月11日，丁彦青带领团队主刀完成了第一例SARS死亡病例的尸检。

　　当时，大家对SARS的传染性有多大还不清楚。“没有专门的防护口罩和隔离衣，穿着白大褂，加两层一次性手术衣，外面套一件塑料围裙，戴上两层口罩，就上手术台了。”丁彦青团队而后又做了3例尸检，为SARS病因、发病机制的明确，治疗、防护措施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那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也是广东省第一位因SARS离世的患者。我们观察全部脏器看到，病变非常严重。肺部、肝脏、脾脏、淋巴结、心脏等器官都有病变。尤其是肺部严重的肺水肿和组织坏死，肺泡上皮增生，肺泡充满渗出物，肺透明膜形成等。”丁彦青根据病理变化和特殊染色证实，观察到病毒包涵体，确定是病毒感染。“重复做了3次检验，都是这种结果。之后13日解剖的第二例，也是这个结果。我们确定它是病毒性肺炎。”

　　在这之前，新华社发布了北京同行的结论：“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而丁彦青仍坚持“不是衣原体，是病毒”的判断，并写下了4条依据。这其中，非常关键两条依据来源于病理解剖观察结果：第一，衣原体肺炎属肺间质肺炎，肺泡隔会增宽，但这次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尸检显示肺泡隔变化不大；第二，在非典型肺炎病例中找到了病毒包涵体，这是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基于这4例尸检结果，丁彦青团队陆续针对肺部、淋巴结、小血管等部位开展病理研究。“总结了4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英国《病理学》杂志上。这对当时SARS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丁彦青团队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首次提出“促炎症因子”过度表达与SARS急性肺损伤及全身多器官的损害联系密切，有效指导了临床实践。

　　尿液传播研究亟待开展

　　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研究，丁彦青特别强调，尿液传播途径更是亟待关注的研究方向。

　　而这一观点也是基于既往的SARS研究结果提出的。丁彦青团队发现肾远曲小管内存在病毒，由于SARS与新冠肺炎有相同的受体ACE2，他们认为肾远曲小管存在病毒的可能性很大。

　　“2003年后，我们开始对SARS病毒在人体内的分布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人体皮肤汗腺、肾远曲小管等器官均存在SARS病毒。于2004年5月首次提出，SARS除呼吸道、消化道外，还可能通过汗液和尿液传播。《自然》主编专门为此发表新闻评论，说中国专家发现了SARS传播的新途径，提醒我们要加强预防。”丁彦青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极有可能是SARS的姊妹株，因此传播途径会高度相似。“当然，这一猜测必须要有遗体解剖才能确定。”

　　在丁彦青看来，任何一个新的病毒出现，“必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病理机制。”即便是SARS过去3年后，丁彦青还在做相关研究。2006年，该团队首次在SARS尸检组织中找到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他们发现，在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通过SARS功能性受体激活感染病毒的细胞，导致发病。

　　“这意味着，如果能早期运用相关检测技术，找出病毒所在部位，将有利于SARS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减少SARS对人体的损害。”丁彦青说，科研人员不能一味追热点。（记者 王潇雨 首席记者刘志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