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救命药”这一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去年有了实质性进展：通过谈判，17种抗癌药降价纳入了医保，平均降价幅度56.7%。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提到了国家医疗保障局的这一努力，还提出，2019年，政府“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这透露出一种信号：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成了今后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恶性肿瘤、心脑血管和重大传染性疾病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3类主要疾病，其发病率、死亡率较高。而治疗这些疾病的“救命药”多以进口药物为主，且普遍价格昂贵，许多人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样的情况长期未能得到缓解。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任红说，医疗与健康问题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解困“救命药”要急要快。

　　任红说，过去一年多，政府相关部门在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包括加快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加快境外新药国内上市速度、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抗癌药降价等，效果显著，部分“救命药”的药价大幅度降低。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者，已患肺癌3年，以前主要靠常规化疗，每个疗程花费1万元左右，但副作用很大。现在改用降价并纳入医保的靶向药物，疗效好，副作用也小，既可改善生存质量，又可延长生命周期，费用也是患者完全能够承受的。”任红说，这些“救命药”给了大量大病患者希望。

　　据了解，随着17种抗癌药降价纳入了医保，从2018年11月到2018年年底，一个多月时间，报销人数达到4.5万人，报销金额2.6亿元。今年1月，仅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报销人数已达到1.2万人，金额近1亿元，分别是上月的2.4倍和2.2倍。

　　抗癌药等“救命药”进入医保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怎样让患者“尽快用上药”还涉及多个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认为，目前“救命药”仍存在药品保障同患者需求脱钩的问题，原因是医疗管理体制设计不够完善。他以抗癌药为例指出，“药占比”(药品收入在医疗总收入中的比重)考核制度的“一刀切”运行对药品供给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行政部门对医疗系统制定了‘药占比’考核指标，从而尽可能降低药品收入在医疗总收入中的比重。价格昂贵的抗癌药将影响医务人员达成上述指标，部分医院通过加大医疗检查支出等方式‘扩大分母’，反而增加患者医疗总支出。”陈乃科建议，应将抗癌药剔除出“药占比”、均次费用考核范围，对明确适应症的肿瘤患者，其化疗产生的药品费用进行单项列支，不计入医院“药占比”、均次费用的考核范围。同时加快构建用药评价规范和惩治条例，使医务工作者摆脱“药占比”考核的束缚。

　　能否“尽快用上药”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药品审评审批的速度。

　　近年来，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了药品上市的步伐，提高了药品质量和创新治疗药物的可及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进口药在中国上市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同步。根据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8年度工作总结，2018年共完成药品注册申请9796件，待审评审批的申请已由2015年9月高峰时的近2.2万件降至3440件，药品审批积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但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国自主创新药的审批速度比进口药慢的问题并未改进，反而日益凸显。”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兼CEO丁列明此前曾进行过相关调研，他发现，2018年批准上市的48个创新药中，进口药品审批时间平均280天，国产新药平均为471天，后者比前者审批速度慢了将近200天。“虽然中外对比存在医药行业技术比较薄弱、所作研究有差距等客观原因，但审批速度确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丁列明说。

　　丁列明长期关注国产创新药的发展，今年两会，他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优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建议”，其中就提到了7方面的建议，包括建议CDE建立滚动审评机制、建议取消上市前的动态生产核查、建议提前进行创新药标准复核和检验等。他说，“救命药”等不起，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希望有关部门能开一条“绿色通道”，进一步促进国产创新药的发展。

　　“癌症防治不单单是卫生部门的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如美国有‘癌症登月计划’……我们也可以成立由国家领导人牵头的领导和工作小组，来统筹这么一个计划，协同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联合攻关。”丁列明认为，要解困“救命药”，归根结底在于国产新药的研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专利保护等方方面面，“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扬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