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癌症，人的情绪往往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先是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恐惧、紧张、焦虑交织；然后不能接受，否认事实；接着是感到委屈，懊悔不节制的生活习惯；最终在家人朋友的鼓励下，振作精神，积极配合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家人的关心和支持格外重要。病人会感到孤独，尤其面对癌症的时候，更加需要亲人的护持和帮助。这样，规范治疗的良好效果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误诊痔疮

　　却是直肠癌的晚期

　　父亲确诊那天是2020年6月11日，病理报告上写着直肠腺癌。

　　之前的一天，当我看着肠镜诊断报告上“直肠Ca”的时候，还心存一丝侥幸，或许病理能翻盘呢？

　　然而，并没有。

　　“爸爸，我们爱你啊！你一定要坚持下去！”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配图是父亲在操场上高高举起我女儿的照片，两个人笑得那么灿烂。

　　而我，却已经泪如雨下。因为经历过亲人患癌的治疗过程，站在治疗的起点上就差不多能想到终点的样子。

　　2009年，才40岁出头的姑姑查出晚期肺癌，跟疾病抗争了7年后离开了我们。父亲还不到61岁，就在确诊前的一个月才做了体检，肿瘤标志物指标全部正常。所以当他突然便血的时候，家里都以为是痔疮，甚至连医生都觉得是痔疮，开了五六百块钱的痔疮药，还是在父亲的坚持下，医生才开了肠镜的检查单。

　　因为父亲有30多年的哮喘，无法耐受造影剂，只能做平扫CT。报告出来后，医生就催着我们赶紧手术。

　　谨慎起见，我咨询了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对方问我是否进行了直肠和肝脏核磁的检查？核磁共振检查是直肠癌治疗前的必要检查，直肠核磁检查可以判断肿瘤的局部侵犯情况，而肝脏核磁可以帮助判断肝脏是否存在转移病灶，从而确定临床分期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对于局部晚期或者远处转移的直肠癌，一般都是先进行化疗。

　　于是，我查阅了一些专业的科普文章，了解到直肠癌治疗策略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治疗不规范，疗效会大打折扣。

　　我们家在山东中部的一个城市，去北京乘高铁还是挺方便的。家里人担心去北京看病麻烦，想着尽快手术，我就把那些科普文章发到家庭群里。经过不断沟通，家里终于同意父亲到北京治疗。

　　到北京看病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儿，当时又赶上新发地的疫情，北京肿瘤医院所在的八里庄街道已经被划成了中风险地区，位于潘家园附近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就成了首选。

　　为了最准确判断疾病的进展情况并保证治疗前后辅助检查的同质性，就诊当日，医生在询问病史后为父亲重新开了包括血化验、CT以及核磁共振等检查。受疫情影响，检查的预约时间较为漫长，而病理会诊的预约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我每天不停地刷APP，那种感觉不亚于抢春运火车票，终于抢到了当周一个宝贵的号源。

　　父亲知道如何用手机查找疾病的问题，知道如何看检查报告，所以最初我们也没有瞒他。他每天念叨最多的就是不要是肝转移。

　　谁料，检查结果显示肝脏已经多发转移，这意味着父亲的肿瘤已经全身扩散，属于晚期。

　　术前化疗

　　终于等到手术机会

　　拿到父亲肝脏核磁检查的结果后，我在街上独自徘徊了两个小时，望着川流不息的北京街道，滚滚红尘，自己却像被罩进一个玻璃瓶子里，痛苦与压抑一起喷涌而出，但我知道只能扛下去。

　　我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商量了一下怎么跟我爸说检查结果的事情，最后决定先说肝囊肿，家里其他人都告知实情，全力以赴给我爸治疗。

　　之前，肝脏核磁结果出来没多久，结直肠外科的刘正医生就帮我们做了多学科的会诊，通过与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教授以及内科孙永琨医生的沟通，定下了治疗方案：先进行新辅助化疗，待转移灶缩小再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了解到，新辅助化疗主要是针对一些局部晚期或是远处转移的肠癌患者，通过化学药物最大程度杀灭肿瘤细胞，缩小病灶，从而争取到手术机会。

　　按照方案，父亲开始了化疗，采用的是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的双药方案。第一天化疗，父亲就感到了手脚发麻。医生说这是化疗药物的副作用，需要注意保暖，严禁使用冷水，出门戴帽子、手套。

　　做了两个周期化疗后，刘正医生认为肝脏病灶较前缓解，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由于父亲常年哮喘，身体较弱，难以耐受肝和肠同期切除手术，需要分期切除，也就是先切除肠道肿瘤，缓解梗阻，待身体恢复后再切除肝脏病变。但医科院肿瘤医院是肿瘤专科医院，哮喘的诊疗并不是强项，因此刘医生建议我们术前去综合医院的呼吸科评估一下肺功能。

　　2016年的时候，父亲的哮喘曾在中日友好医院林江涛主任那里看诊过几次，这几年控制得一直不错。林主任听闻父亲要做手术，就开了两个基本检查，又调整了一下用药。他告诉我，调药的话至少要使用一个月才能有明显的效果，如果时间不允许，最少也要使用两周。

　　“肿瘤生长有一定的周期，如果手术延后两三周的话，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肺功能不好，是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的。”父亲的管床医生张明光大夫嘱咐我一定要先把肺功能调整好。

　　两周后，父亲去复查肺功能，比之前有了一些提升，可以耐受手术。在我们和医生共同努力下，父亲终于住进了医科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病房，准备手术。

　　这是一个腹腔镜手术，创伤相对小，但也有风险。我在病房的许愿墙上写了张祝愿父亲手术顺利的卡片。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手术室来接人，我跟着转运床将父亲送到手术室门口。

　　紧紧盯着远去的转运床，总怕这一去就是永别。

　　一般一台手术是三四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当晚上7点父亲还没回来的时候，我开始有些着急，跑到护士站去问。护士说，应该没问题的，如果有突发情况，医生会打电话到病房通知家属的。

　　每天这个时候是住院病人饭后在走廊里散步的时间，特别是术后，按照要求要尽早下地活动，防止肠粘连。插着引流管的病人们推着输液杆来回走动，走累了就在走廊尽头的心理角聊聊天。

　　患者里有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五六十岁的居多，年纪大的有80多岁的，聊的最多的话题是怎么就得了肠癌。有人生活习惯很好，有人平时爱运动，大家都想从日常的生活中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最后却发现似乎找不到。不过共同的一点是，绝大部分人在确诊前都没有做过肠镜检查，有人是不知道有这个检查，有人则是嫌麻烦和怕痛苦。

　　晚8点半，听到病房门又有开门的声音，我立马跑过去。是父亲回来了！

　　刘正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张大夫把切下来的组织照片给我看了一下，向我描述了一下手术过程和病变的切除范围。

　　回到病房的6个小时，患者不能睡觉，特别是最初两个小时，我就让家里人轮流打视频跟父亲聊天。麻药劲儿过去了，他开始呻吟。打开了止疼泵，还是喊疼，感觉肚子里如翻江倒海一般。

　　我去叫了值班医生，加了一些止疼药，疼痛算是缓解了，但痰仍是咳不上来。

　　第二天，刘医生来查房说，一方面跟插管气道受到刺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多年哮喘有关，痰液分泌较常人更多。刘医生开了一些化痰药物，并加强雾化治疗，同时嘱咐我多给父亲拍背，促进痰液的排出。

　　过了一周，父亲恢复得不错，如期出院，按照医嘱，术后一个月看诊肝胆外科，再准备肝脏手术。这些，当时父亲并不知道，所以术后他精神明显愉悦。

　　但出院后一周，一个新问题就开始折磨他——频繁上厕所，一天能有十几次，每次只能排出一点，而且伴有肛门坠胀感觉，像有东西把肠子一直往下拽，每天都要疼痛一两次，疼的时候要吃两粒布洛芬才能缓解。

　　大夫说，从术后复查结果来看没有器质性问题，由于术中发现肿瘤侵犯了控制排便的神经，不得已将其与肿瘤一同切除，导致排便功能受到了影响，术后只能通过训练肛门收缩慢慢恢复。

　　临时转院

　　肝脏手术获得成功

　　在父亲准备肝脏手术的日子里，我又开始找资料看肝脏手术的信息，并找到了名为“熊猫和朋友们”的患者互助群，这是一个主要在北上广治疗的肠癌患者群体，单是微信群就有十几个，大家会分享治疗的经验，而群主小韩更是不厌其烦地免费答疑解惑。

　　过完国庆节，我带父亲又到北京看诊准备肝脏手术。毕新宇医生看了片子确定能手术，但是非常不巧，他马上要被派往深圳分院工作一段时间，无法在本院为父亲完成手术。我只得转去北京肿瘤医院肝胆胰外一科邢宝才主任那里问诊。

　　邢主任在“熊猫群”的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不少晚期患者都视邢主任为“最后的希望”，该院的肝胆胰外一科在他的带领下在直肠癌肝转移领域有口皆碑。

　　医院里仍是满满的人。来到邢主任诊室，简单说明情况后，他随手从桌上拿出半张白纸说：“我来问，你来答。”几个问题下来，参考影像资料，邢主任告诉我，可以手术，方案是大的病灶切掉，小的消融。

　　“太好了！”我高兴地大声说道，“我们就跟您这儿治了！”

　　术前准备好之后就到了11月初，快到中旬的时候接到了入院通知。此时北京已是初秋，银杏叶有些已变黄。徐达大夫找我进行术前谈话。由于父亲哮喘的问题，仍旧打不了增强剂只能做普通的肝脏核磁，对病灶的显示没那么好，所以有几个位置看得不太清楚。“术中还会探查，看到的，能处理的，肯定都会处理掉。”徐达大夫一边给我画肝脏病灶位置的示意图，一边跟我解释。

　　这次手术差不多进行了5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我一下子扑到送父亲出来的手术车前，喊着：“爸爸，做好手术了，现在回病房。”

　　父亲的手术医生之一金克敏副主任医师跟我讲了手术的情况：打开腹部之后，经过超声探查发现了20多个病灶，一部分做了切除，一部分做了消融，有一个病灶紧贴血管，难度很大，是邢主任切的。像这种多发转移，复发概率很大，术后要做好化疗，按时做好随访。

　　我点点头，回病房看着父亲输液，直到天亮。

　　术后一个月，父亲从北京拿了方案回老家开始化疗，目前已经做到第四期，在家人的照顾下，整个人状态也比之前好了一些。

　　未来还要经历怎样的治疗之路，我们不知道。但清楚的是，要按照规范治疗的路子走下去，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