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2年，我在参加全国7大江河防洪规划审议及《全国防洪规划》编制工作中，惊讶地发现，在每条江河的防洪系统中，几乎都存在一个“关键节点”。例如，长江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城陵矶，黄河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花园口，淮河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正阳关，海河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天津，珠江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北江的思贤滘，辽河防洪系统的关键节点在盘山闸，松花江的防洪系统关键节点在哈尔滨。这些关键节点对其所在的防洪系统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防洪系统中各河段与水库的流量、水位、防洪库容等的安排与控制，均以这些关键节点预设的控制流量与水位为依据，而这些预设的控制流量与水位则是根据防洪保护区所要求的防洪标准确定的。防汛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确保在汛期，这些关键节点的预设流量与水位不被突破。

为什么在各条大河的防洪系统中，如此广泛地存在这样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节点呢？它们的存在是基于科学的、现实的必然结果，还是由于人们在江河治理的策略与规划中忽略了某些重要因素所致？这些问题激发着我的探究兴趣。

经过10多年深入研究，我逐渐认识到，江河防洪系统中所谓的“关键节点”，实际上是人们在忽视河流的地学属性的情况下形成的。例如，在长江中游的治理中，沿袭明、清两代张居正、王柏心等人“舍南保北”思想，违背自然的江湖关系，造成洞庭盆地大量淤积，而江汉盆地由于地壳沉降和缺少泥沙淤积，而成为地面低于洞庭盆地的“饥饿盆地”；主要依靠荆江一河之力宣泄长江上中游巨量洪水，有悖于长江中游“易吞难吐”的地形与气候背景；有些蓄、滞洪区位置的选择，有悖于长江中游新构造差异运动的隆升与沉降分布和动态。在黄河、淮河、海河等的治理策略与规划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2017年，我的相关研究专著《江河治理的地学基础》一书在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出版发行。在书中，我系统阐释了我的江河治理地学观，着重揭示江河是在怎样的地质与气候背景下形成的，江河形成至今是怎样演变的，江河的形成与演变赋予了河流怎样的地学属性或“河流基因”，怎样基于河流的地学属性（河流基因）评价现有的江河治理方略与规划。

在中国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江河治理实践中，人们更多关心自身对河流的需求，更多着眼于从社会、经济和工程技术方面制定江河治理策略与规划，忽视了河流的地学属性。然而，河流是有生命的，是有个性的，当人们过度有悖于它的地学属性时，就必然会受到河流的反抗与报复。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其中，黄河三门峡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建前，对黄河下游河道及潼关以上关中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深刻的一例。

江河治理是人与河流的对话，只有充分尊重河流的地学属性，对话才可能是和谐的。我们要努力树立和培育江河治理的地学观，广泛动员水利、地质、地理、气候、生态等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研究，并将创新成果切实应用于江河治理实践。

（作者为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