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原会长张雁灵再次拾起这本书——《逼近的瘟疫》。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兼记者劳里·加勒特，她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同时是一位公共卫生专业出身、全球著名的防疫专家。她在书中记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病毒给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带来的极大挑战。

在2020年1月“逆行武汉“去指导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后，张雁灵会长再读这本书，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时光十七年，华夏山河变，抗非精神在，再现小汤山！”

1月25日，大年初一早上，17年前曾任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的张雁灵教授，奉命紧急赶赴武汉，前去指导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在乘坐高铁赴汉路上，一首《去武汉路上》仿佛将时光倒回了17年前那场“人类”与“病毒”生死较量的时光。

“人类发展至今，除了战争、自然灾害，遭遇过最大的危机就是一次次的病毒和传染病。它们是人类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跨越的坎，也是让人类一次次付出沉重代价的血的教训。”这是多次身赴抗疫一线张雁灵会长的切身感悟，也是他对“人类”与“病毒”之间关系的深切担忧。

三对关系谈病毒与人类的历史

《逼近的瘟疫》的劳里·加勒特作为公共卫生专业出身、全球著名的防疫专家，对埃博拉、SARS等大型传染病和公共健康危机有着深度研究。恰是在读完此书之后，张雁灵会长在结合自身经历的同时，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理解“病毒”与“人类”之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

“第一对关系，便是人类与病毒‘共生共存’。”张雁灵会长认为，人类始终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病毒微小、古老而广泛地存在着，就目前的了解看，病毒的种类和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病毒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传递基因，对所有生命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人类对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微生物数量巨大，根本不可能消灭，更何况，病毒、细菌也不全是有毒有害的，人类身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离开它们人类无法生存，因此，人类不需要将病毒和微生物当敌人，应该与之和谐共存。

“第二对关系，大疫与现代化‘不破不立’。”张雁灵会长认为,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人们大量涌入城市，传染病爆发的威胁无时不在。人们逐渐发现，城市的某些居住方式、生活习惯和空气污染等，也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可能。比如，密闭的空调或空气循环系统容易传播疾病，美国1976年军团病疫情就是空调导致；比如，下水道系统设计缺陷也可能导致病毒气溶胶传播，香港2003年“淘大花园”1个小区出现了300多名SARS感染者，下水管道就是传染链条中的一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的素质得到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到发展。

“第三对关系，传染病与战争‘结伴而行’。”作为会长的张雁灵将军，很早就研究过此问题。他认为，病毒与战争是孪生兄弟，常结伴而行。一方面，疾病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兵溃于病，因为疾病改变战争进程进而改变历史的案例不胜枚举；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引发瘟疫和其他传染病，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最容易使瘟疫流行。

大疫为全世界上了一堂病毒科普课

“显然这次疫情，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最直接的传染病和病毒的科普课程。”面对这场突发的疫情，张雁灵会长深刻的认识到，虽然人类无法预知意外发生，但应该提前为意外的发生做好准备。

他认为，应对传染病，可分为连续的四个阶段即预防、准备、反应、恢复。“预防”就是在要在制度设计中，提前安排公共卫生的内容，要确定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制定好各类预案；“准备”是假设城市已经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危机，需要构建一个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做到遏制扩散；“反应”就是准确根据传染病爆发的具体情况进行应对；“恢复”就是传染病危机平息之后，城市应逐步恢复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虽然不同地方的情况、条件都不同，但预防、准备、反应、恢复的大体路径是相同的。按这样的路径一次次尝试、总结、纠偏，循环往复、不断适应，才有可能大敌当前冷静面对。

同时，这次大疫也为人类带来了深刻启示和思考。他总结到，首先，重视公共卫生就是重视国家安全。公卫事件不仅是卫生行业的事，更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安全，公共安全要从对公众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入手，要从培养国民健康良好素养入手，只有这样面对大疫才能减少恐惧，从容应对，降低综合成本。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世界大考。在世界多种抗疫模式中，目前，中国模式受到了多国肯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受住了大考，也赢得了大考，但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中国要不断吸取失败教训从而成长起来。

最后，要进一步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提升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医务人员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对这个群体，要给予给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他们是国家安全、民族安全和人民安全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