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工作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进入决胜阶段，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心理干预和疏导工作也要双线并重：既要坚决守护好抗疫一线的心理安全，保证战斗力持续提高；也要为稳人心、保安全、促发展提供人文关怀，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保驾护航。

形势倒逼着我们必须从系统地加强救援人员心理建设、化解全社会心理安全风险以及形成覆盖各领域心理救助体系等多个角度来认识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重大灾害风险救援人员的心理建设

近20年来，我国大灾、巨灾频发。每一次重大灾难不仅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物质上的损失，更会带来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这种心理创伤对受灾人群和救援人员的伤害特别大。但一直以来，我们灾后心理救援工作关注的重点是受灾人群，包括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对一线救援人员关注的明显不够。

事实上，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救援人员必须“不计代价、无论生死”立刻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去，由于他们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角色任务的紧迫性，会使他们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比如恐惧、焦虑、委屈、无助、挫败感等等，多数时候他们还要带着这些“沉重的包袱”坚持在应急救援一线，这使得突发事件对救援人员的心理折磨叠加、拉长甚至恶化，许多人在救灾结束后很长时间，会时强时弱持续呈现类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后遗症，严重影响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

此次“新冠肺炎”爆发以来，随着疫情发展，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出现了各种心理异常和躯体反应。疫情爆发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通过微医网络平台向公众提供心理救援和心理疏导服务。到目前，平台以各种方式为60018人次提供了心理救援服务，医务人员和社区排查人员占到了求助者的六成。其中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自己出了问题殃及家人或家人需要自己而自己无能为力，陷入焦虑；二是因床位不足、设备不足、防护不足等困难埋怨、烦躁，面对现实积累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力感；三是倾尽全力救治后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怀疑自身价值而造成职业挫败感。

重大突发事件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和完成救援任务后常见的心理创伤反应主要有两类：一是ASD（急性应激反应或急性应激障碍），这是指在遭受到急剧、严重的精神创伤性事件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内所产生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一般在数天或一周内缓解，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还不能康复，就可能发展为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主要表现为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回避和麻木类症状等，严重的PTSD还会有自杀倾向甚至产生自杀行为。二是替代性创伤，主要指目击者亲历了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带着对受灾、罹难同胞感同身受的痛苦高强度地工作，长时间暴露在高压力、高痛苦的环境中，造成心理能量耗竭，间接导致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2019年3月30日，四川凉山州木里县的一场山火，牺牲了31个鲜活的生命。许多战斗在一线的消防队员目睹了战友的牺牲，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不少队员反映灭火时没有感到害怕，但之后开始出现频繁噩梦、反复回忆火场等“闪回”现象和睡眠障碍。经过心理评估，近三分之一的幸存消防员存在一定程度的急性应激反应，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士气，甚至导致非战斗减员。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重大突发事件之后，30％～50％的一线救援人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调，通过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症状会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救助，至少会有20%的一线救援人员在灾后一年内持续受到PTSD的影响，而且，这种心理伤害往往是长期的，有不少于5%的人会影响终生。面对一次次重大的灾害风险，面对一个个急难险重的救援任务，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应急救援部门的救援人员包括现场指挥员、一线的救援员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支持。要通过专业的心理压力模拟训练，提升救援人员的心理危机应对能力和心理救援能力；定期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心理体检，及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者并予以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创伤造成的减员，保证战斗力和综合救援能力的持续提高。

积极防范化解社会心理安全风险

社会心理安全风险是指社会上的个体和群体由于心理活动失常，导致行为过失，造成安全事故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可能性。

认真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态势不难发现，社会心理安全风险正在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社会心理安全风险造成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由于一件小小的坐过站事件，引发了两个生活不如意，心理严重失衡的男女（女乘客刘某平和男司机冉某）情绪风险的爆发，15条鲜活的生命一同沉入长江。

造成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就是灾后心理援助严重缺失。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可以达到33%，抑郁症的发病率可以达到25%。据估算，汶川大地震之后出现PTSD症状的大约有200万人。相比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当事人的心理问题表现得更为复杂。由于事故灾难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疾病导致的生活改变及“污名化”，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持续影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此次疫情对全国上下造成的健康焦虑、生计担忧等负面心理影响，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武汉和湖北地区的群众普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900多万武汉人、5000多万湖北人远超一个月“困坐愁城”，疫情期间在外受尽冷遇的湖北人也不在少数。这样长时间的危情影响、这样大的受影响群体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尚属首次。因此，进入“后疫情时代”，大面积的心理影响必然会给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造成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另一个原因是群体焦虑成为时代症候。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矛盾突发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时期，必然会对人的心理造成一定冲击，进而形成广泛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焦虑症候”。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调查显示，受群体焦虑症的影响，有11%-15%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他们的社会功能受损不明显，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从表面上看问题容易被忽视，但是这部分人在工作岗位上造成安全事故的几率远远大于正常人。

造成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第三个原因是职业的特殊性。有数据表明，在交通、铁路、民航、电力、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等行业，心理安全风险的危害更大。相对于其他行业，上述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强，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枯燥单调、岗位压力和危险性大，许多时候都处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下之下，再加上平时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家人，十分容易形成负性情绪。同时岗位特性造成的心理紧张和生理疲惫也容易导致控制能力下降和操作失误，造成安全生产事故。

进入“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任重道远，全面复工复产，达产扩产以求挽回疫情期经济社会发展损失，又使得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压力成倍放大。2020年2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广东心理干预志愿服务队在广东启动了复工复产心理护航公益行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深入到多个企业、社区了解群众的心理状况，发现在复工复产阶段产生的各类心理问题大多可以随着社会形势的逐渐好转而好转，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就是要警惕因疫情而引起的地域歧视、标签歧视。这种现象会对重点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约6000万人民群众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伤害，严重影响生产安全甚至影响到国家整体的和谐稳定。

对应急管理来说，社会心理安全风险是一个源头性、基础性问题。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坚持以新视角研究问题”，高度关注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冲击和影响；要创新科技手段，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加强心理安全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要进一步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加强全社会的应急文化教育，鼓励企事业单位针对性地适时开展团体咨询，引导群众面对风险遵循科学的行为规范，表现积极健康的心态和道德自觉。

加强应急心理建设 提高履职和担当能力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队伍承担着当好党和人民“守夜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高要求、高负荷、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要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应急管理队伍，做到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就必须夯实培厚应急管理队伍、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

所谓应急心理管理能力指的是应对和处理危机状态下不良心理反应的能力。涉及应急管理的各个领域，涵盖危机处置的各个阶段。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首先要牢固树立防范化解社会心理安全风险的意识，把社会心理安全风险预警纳入突发事件预警预防应对体系的建设之中。建立动态的监测体系，组织开展重大灾难公众心理认知、心理病理症状和心理行为分析，确立社会心理安全风险预警等级，适时启动应对方案。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必须同时高度重视专兼并重的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和平“战”结合的心理干预机制建设。要借鉴学校和公安部门制度性安排心理咨询岗位、设立标准化心理咨询室的做法，在应急管理队伍、应急救援队伍中设置心理咨询岗位，提高应急救援人员心理自助、互助能力，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现场基本的心理急救能力。要紧密联系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心理服务资源和专业力量，全面夯实应急心理服务的社会化基础。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应急指挥人员危机决策的水平。在应急指挥的过程中，指挥人员通常都会显现出负性情绪占主导的心理状态，既有面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痛心悲伤，也有由于责任重大、时间有限和后果不确定等因素导致的紧张焦虑。同时在危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情绪会迅速感染放大，情绪唤醒度会相互强化，形成某种偏离性情绪氛围。要规避这些负性情绪的影响，除了在应急指挥的过程中建立专家支持系统，充分发挥专家团队的经验和集体智慧，帮助指挥人员降低决策压力，弱化“恶性压力”的负面作用，还要通过心理专家给应急指挥人员提供心理缓释辅导和指引，稳定决策情绪，提高决策水平。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也要从提高压力管理能力着手，全面提高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和应急救援力量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心理准备。要全面提高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压力管理水平，提升特殊状态下的心理危机应对能力和心理创伤修复能力。要提高应急救援专业人员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救援的能力，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对受灾受困群众作出必要的心理急救，帮助他们释放压力，舒缓紧张情绪，激发求生欲望，提高战胜灾害的勇气，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更要提高灾后心理救助能力。可以预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应激障碍人群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解决好这一社会问题，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应急心理干预职业和职业培训认证体系，培养建设一支有别于普通心理咨询人员，能够真正在应急管理的全流程发挥心理干预作用的专业队伍。

加强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还要加强应急状态下的舆情管理。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阶层结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舆论的活跃性、情绪性、倾向性明显增强，每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对政府部门、官员、公众人物等涉事主体的不利报道、质疑性话题甚或网络谣言就会集中出现，给涉事主体造成巨大舆论压力，给社会公众心理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这类情况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也时有发生。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做好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和处置情况，实现信息有效传播，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掌控社会舆论导向，促进事件妥善处置。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应急心理救助工作的表现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要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为契机，切实把应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为日益发展的应急管理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急心理行为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