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14—16岁，16—18岁。这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不同程度“豁免”的不同年龄阶段。14周岁以下，在法律上被视为完全无责任年龄阶段，在此阶段的任何犯罪均不承担刑事责任。

不久前，大连发生一起13岁未成年人杀害10岁女童的悲剧。对这名少年进行3年收容管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已是最严厉处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在修订。人们在问，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惩戒之间，如何平衡？这一刚性年龄制度，能否松动？

要宽容，但不要纵容

“少年司法中没有纯粹的惩罚，只有保护性惩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说，在少年司法中，保护是个大趋势。保护和惩戒之间肯定存在冲突，要理性对待。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直言，大连这件案件便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最显著表现。但显然，此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豁免”意见不一。

“对于恶性案件的豁免，我认为需要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犯罪行为、家庭背景以及是否受他人教唆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高艳东说，对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当过度的豁免导致其人身危险性无法降低时，这种豁免可能是有问题的。

高艳东指出，“防止纵容制度”的缺失也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将未成年犯罪者与一般的成年犯罪者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罪者的“强制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强制、有效和长期的。如果教育流于表面，难以纠正未成年犯罪者的错误思维、行为模式，就会为社会埋下安全隐患。”

不能“一罚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民进广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石军建议，可以构建家庭与学校教育（教育预防）—工读学校（一般不良行为）—观护基地（严重不良行为/涉刑未起诉）—未成年犯管教所（犯罪行为）的全社会教育矫治体系。“事后的惩处，远不如事前的预防。主要得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入手。”石军强调。

可考虑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目前，社会讨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皮艺军认为，还需慎重。降不降刑事责任年龄，取决于3个标准：生理标准、心理标准和社会标准。“一般而言，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生理差距上最小，心理次之，社会经验上差距最大。”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的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可以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大连案中，犯罪嫌疑人确实早熟，但是不是所有13周岁的孩子都像他一样，需要数据证实。”皮艺军说。

如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极端个案有没有其他处理方法？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秦涛表示，我国责任年龄制度采取的是刚性推定，也就是说，即使证明了某个儿童具有法规意识，也不能认为其有责任能力，自然也就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英美等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对责任年龄的推定比较灵活，值得我们借鉴。”

英美法系一些国家规定，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少年为“推定缺乏刑事责任能力”，但如果他们知道恶性后果而实施危害行为，则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杀人后的藏尸行为，贿赂证人行为，嫁祸于人行为等，都具有恶意补足年龄的效力。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打破了刑事责任年龄的僵化规定，它要求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判断行为人实际上的行为责任能力。

秦涛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考虑借鉴该规则中的合理因素，但必须谨慎严格地本土化。

比如，对罪名和年龄进行限制。秦涛说，在罪名上，在14至16周岁要负责任的8种重罪中，可只选择侵犯生命法益的犯罪，即故意杀人罪，可包括抢劫罪、强奸罪、放火罪等罪中的故意杀人。在年龄上， 可考虑未满12周岁不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至于具体选择几岁为起算点，需要心理学测试和大数据统计。

秦涛还强调，这一规则是例外措施，赋予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该事项应设计严格的特别程序加以保障。

高艳东也认为，我国可以讨论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当这一规则适用有了足够的样本，便可以进一步有效地讨论，刑事责任年龄要不要降，降到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