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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ICU,感受医者仁术

人民网记者  邱超奕

2019年07月12日08:4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许多人眼里,“ICU”三个字母神秘而危险,这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英文缩写。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医生们每天都在和死神进行着无声的搏斗,他们的辛苦超乎常人想象。

日前,记者“全副武装”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探访医生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和死神“掰手腕”

死神随时都会拨动倒计时的秒表,重症监护医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机关,解除隐患

早上7点50分,距离规定的交接班时间还差10分钟。38位医生齐聚在北京朝阳医院十三层呼吸重症监护病房的小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医生们围坐成两圈,打开化验报告和CT扫描照片,开始轮流汇报过去12个小时里的患者病情。

“1床是位90岁的老人,慢性呼吸衰竭加重。”

“2床做了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今天是术后第七天,病情好转。”

“4床是个年轻男性,有淋巴瘤病史,患有重症腺病毒肺炎和急性肾损伤,用了连续血液净化和体外膜肺。”

“5床从安徽转院过来,有弥漫性肺泡出血和呼吸衰竭,经过抗感染、抗炎治疗后,血氧饱和度94到100,体温降到37.6℃。”

……

总共12名患者,个个病情危重,有几个至今仍挣扎在死亡线上。住进这里的人,大部分处于多个器官危及生命的状态,由于病情复杂,在普通病房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只有经过严密监护和综合治疗,才能减少死亡风险。医生们说,重症监护病房就是拯救危重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办公桌上摞着一堆纸质病历。主治医师每念一名患者,一位戴着蓝口罩的医生就会换一本病历翻阅。虽然“蓝口罩”只看不说,但会议室里的眼睛都盯着他。

“我看昨晚11点,2床的氧耗是3000多,平时只有六七百,谁来解释一下?”“蓝口罩”开口了。

“蓝口罩”又问:“还有3床的华法令(一种抗凝药物),给到4.5毫克的时候,他的INR(国际标准化比值)从1.7升到了2.5,你们只观察一天就调整剂量了?请问华法令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绿色蔬菜?”一位医生小声嘀咕。

“绿色蔬菜多了,具体是哪些蔬菜、哪些食物,或者哪些药物?”“蓝口罩”追问道。那位被问的医生面红耳赤,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细心,你们得细心!不能总是大概齐。每天患者使用的药物,还有饮食,到底有什么变化,都要记清楚。还有华法令的调整,国外把INR值放到2.5至3.5都行,我建议不要调得太频繁,要注意细节,包括测血时间要一致。”“蓝口罩”语重心长地叮嘱,几位医生端起小本仔细记录。

这位“蓝口罩”,就是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朝晖,也是这个病房里资历最老的医生。20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他,细心是重症监护医生必备的特质,有时找准一个细节,就能让患者起死回生。

“9年前,有位患者因肺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他女儿从外地赶来找我,说家里人把寿衣都买好了,但她不甘心。我参加了会诊,发现病情确实很重,但到床边仔细一看,又感觉他不是真的呼吸衰竭。”当时,童朝晖试着调整老人的呼吸机,发现症状明显改善,一问病史,只是普通肺炎。“我判断他出现呼吸衰竭症状,很可能是补液过多导致肺水肿。于是调整方案,包括调呼吸机、抽肺水、限制补液等,大概过了一个月,老人康复出院,还能骑车。这类病例告诉我,别放过一个微小的异常,有时危机和生机都藏在细节里。”

重症监护医生的敏锐观察,要靠长期大量的学习积累。重症监护对医生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患者身上不只是某一个器官有病变,而是心、肺、肝、肾等都有病变,所以重症监护成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汇点。“比如患者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有的学科主张多补液体,但补液过多又会对肺造成负担,这就需要重症监护医生综合研判,平衡各种治疗方案的矛盾利弊。”童朝晖说。

有时,患者一个生命体征的微小波动,可能触发连锁反应,造成致命的影响。童朝晖说,死神随时都会拨动倒计时的秒表,重症监护医生则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机关,解除隐患。“只要待在这里,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医护人员都要睁大眼睛,严密观察,因为随时都要准备好和死神‘掰手腕’。”

抢救永不停歇

重症监护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早上7点半,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遇见一位62岁的患者被紧急推进心外大楼二层的手术室,这是一场因心脏搭桥术后心肌缺血而进行的抢救。

无影灯下,患者的左大腿被插进两根食指粗的软管,分别连着他的股动脉和股静脉,血液顺着软管流进机器里,由体外循环暂时取代他极度脆弱的心肺功能。

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机器屏幕上绿色的光柱突然退缩成黄色,“滴滴滴”响个不停,李呈龙快步走过去调整机器旋钮,光柱逐渐回到绿色区域。“刚才患者的血流量掉到1.8升每分钟,太低了,我把流量恢复到了2.6。”

“我们被称为‘不动刀的外科大夫’,虽然我们没直接操刀手术,但手术的病理、生理过程必须全部掌握。如果不详细了解情况,就无法做好术后的重症监护工作。”李呈龙是一名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这一天,他本来值白班,如果不出意外,他只需待在病房里,12个小时后交班即可,但意外还是来了。此刻,他必须守着这位手术患者,直到次日早上8点。12小时班变成24小时,对于这位工作已经5年的主治医师来说,丝毫不觉得意外。

上午9点半,手术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我没赶上查房,还得去五层看看我的10名患者。”说完,他摘下手术帽,跑到五层的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36床血色素从8克掉到5克,原因不清楚;37床手术后没尿,可能要做透析;39床还没醒;13床早上有点意识障碍,他的抗生素可能要换一下……”听着金祺医生的报告,李呈龙在电脑前检查完所有患者的胸片,起身走进他负责的第六治疗仓。

治疗仓里躺着6名患者,胸口贴着半米长的纱布,他们全都做了开胸手术。李呈龙走近13床,拿起一沓护理记录单,上面详细记着每小时的用药、心率、血压、尿量等。“她可能镇静深度不够,昨晚呼吸机拔管后心功能表现不太好,后来又插回去了。加点镇静药吧,我来开医嘱。”李呈龙说。

上午10点10分,李呈龙收到手术完成的通知,又回到手术室。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一堆管线,把病床推到二层的重症监护室。不一会儿,患者的血压突然波动,李呈龙赶忙跑去调整用药。“补液、强心、提血压、抗炎……”他嘴里一边念叨,一边打出长长的医嘱单。“在这里工作,事情特别细碎,意外随时会降临。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患者抢救过来,越是到危急关头,越不能出错。”

上午10点半,处理完二层的患者,李呈龙又赶往五层病房。“再去转转吧,隔段时间不看,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从早上接班到现在不过3小时,他已经楼上楼下跑了六七趟,坐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手机运动步数已经1万多步。

“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安贞医院心外科危重症中心监护室主任贾明说,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重症监护医生,除了要学习各个学科的医疗知识,还要掌握许多外科技能,比如穿刺、气管切开、闭式胸腔引流术等,这有助于医生更全面地掌握各项技能。

经验来自观察

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医生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医生都无怨无悔

1988年,北京朝阳医院还没有重症监护室,23岁的童朝晖被分配到抢救室。“很多人不愿掺和这事,觉得抢救多累啊,还老加班,但我喜欢救活一个人时的成就感。”

“救人于命悬一线”,这便是重症监护医生的事业。近两年,H1N1病毒引起的甲流时常造成重症感染。朝阳医院作为治疗呼吸重症最好的医院之一,每个冬天都要收治多名患者。最紧张时,这里16张病床,有14张都是流感重症。而患者大部分是从外院转来的。经过救治,大部分人都能康复出院。

“面对重症患者,医生心里时刻要装着责任。有时人救不回来,可能是因为医生水平不够,也可能因为客观条件不行,但很少是因为医生不负责任。”童朝晖说。

两年前,童朝晖曾收治一位患者,她气管隆突处长了肿瘤,严重压迫呼吸。医生们几次想把肿瘤烧掉,但怎么也除不干净,这一度让大家感到很气馁。

“患者这么年轻,也不像是得了恶性肿瘤,绝不能放弃救她!”那段时间,童朝晖成天想着怎么救人,连晚上做梦都在分析病情。在梦里,他画出一幅气管图,突然灵感闪现:能否通过外科手术,把长肿瘤的气管整段切掉,然后再将两头拼接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找胸外科商量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后来成功实施了支气管隆突成形术。

“医生最宝贵的经验,都来自床边的观察。”李呈龙说,很多重症患者都没法说话,这就更需要医生高度关注病情。李呈龙查房有个习惯,他喜欢蹲下来看尿袋,尿液滴得越快,说明患者恢复得越好,他就越感到开心。这是他和患者之间无声的交流。看的次数多了,他只需瞄一眼滴速,就能准确估算每小时有多少毫升。“只有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才能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李呈龙说。

“重症监护医生必须做到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扛得住压力,对得起良心。”贾明说,“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我们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我们都不求回报,无怨无悔。”

贾明认为,重症医学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医疗实力。我国重症医学发展迅速,在救治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重症医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重症医学专业医生大有可为。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2日 19 版)

(责编:李轶群、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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