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医，人们先想到的是李时珍、孙思邈，事实上，中医的价值在于理论的奠定和创立，在中医理论奠基者中，有几个名医，具有里程碑一样的地位，比如写过《伤寒论》的张仲景，再比如金元时期的朱丹溪，他写过《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现在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中成药，“越鞠保和丸”“大补阴丸”都是出自朱丹溪之手，治疗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引致的压抑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阴虚。

因为朱丹溪在各种内伤杂病上的理论贡献最大，中医后世一直有“杂病法丹溪”的规矩，作为中医里第一个提出心理医学概念的大师，足以让现在人马首是瞻。

中医分流派，有主张“温阳”的，有主张“滋阴”的；有主张补的，有主张泻的，这些性质相反的观念乃至流派的产生，和形成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

比如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写出了《脾胃论》，提出温补脾胃的理论，就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战乱之中，民不聊生，老百姓被战乱饥荒折腾得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脾虚了。到了朱丹溪，他提出“补阴”，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医家主张温补，补药滥用，人为地消耗了人体之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丹溪注意到心理致病，而心病是最能伤阴的，这一点，在晚近的医学研究中不断得到证实：中国人的脑容量大于欧美，这是中国人长于动脑、动心的现代医学证据，有这样的生理结构基础，自然就要接受动心导致的伤身问题。

朱丹溪认为：人体“气血冲和，则万病不生，一有怫郁，则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这个“郁”的产生原因，主要就是情志怫郁，影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结果导致了身体的各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阴血暗耗，直至生命消耗。所谓情志怫郁，就是所愿未遂，之所以未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所愿太大，欲望过高了，超过了力所能及。

朱丹溪早年师事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曾经研究过道德性命之学，以后虽然业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已深深打上了中国理学的烙印，中国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限制人的欲望，对于欲望，《易传》里说：“吉凶悔吝，生于动。”儒家则更具体的指出：应“正心、收心、养心”，总之都是要节制欲望，不要让病从心理而起。

朱丹溪的理论没有理学那么极端，但他还是结合人体的生理提出：“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意思就是，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心眼活动得太多，因此思虑过度，杂念过度而伤身、伤阴。朱丹溪是把他的理学思想和医学原理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养阴派”，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援儒入医”的典范。

所谓“时势造英雄”。朱丹溪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而那个背景，在现在，在当下，又重演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和那时候的人相比，现在人动心的程度要大得多得多！

中医把引起疾病的原因分为两类，分别是“外感病”和“内伤病”。“外感”，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外来诱因引起的疾病，可以是感冒，也可以是瘟疫，乃至现在的艾滋病、非典等，类似现代医学的“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在过去，经济不发达，卫生条件无从保证时，这类病占了很大比例，是导致那时候人们死亡的主要疾病。

“内伤病”则是因为饮食劳倦、情志失调等引起的疾病，类似我们现在说的“生活方式病”，而这，正是现在人健康的大敌。在错误的生活方式之中，心理、情绪起了决定的作用，就像我们说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由心理欲求决定的，甚至是价值观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晚要出朱丹溪这样的医家，因为在被欲望拉扯的生活中，我们会不断给他提供“ 劳心者伤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