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过劳”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常态。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就在最近，苏州一个24岁的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却因为加班频繁而猝死。

　　可见，“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这已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广告、媒体、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有幸免。看似是个体原因导致的过劳死，当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就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偏偏很多行业还是把猝死个案看作个人问题，“大家都加班，凭什么就你死了？”大部分企业都不会检讨自身体制，仍只会让员工无节制地贡献身体。

　　就个人价值观而言，许多职场中人普遍认为要拼搏就要多干活少休息，于是不自觉地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在同样的公司氛围下，尤其是IT行业，会出现三五年内多挣快钱的思维。很多人为了45岁前就退休，往往透支身体、耗竭精血以求尽可能比别人多赚几倍的钱。那些年纪轻轻就实现财务自由的模范人物，更是成为过劳工作的精神支柱。这种完全依靠年轻资本赚未来钱的模式，影响了很多人士。

　　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获取了风险投资就得在短期内见到利润。于是高度竞争成为超越个体选择的企业文化。偏偏，我国法律上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明明是累死的，公司也可以无责。这就导致“过劳死”处于无法律保护的空白境地。正因为这种“过劳无责”，又加剧了“过劳用工”的肆无忌惮。下班之后还要开会，开到半夜，成为许多公司的常态。连老板都带头如此，员工又怎么可能主动下班休息身心呢？

　　在有些企业，固然有弹性工作制。但是“绩效考核”硬性存在，不过劳可能就完不成任务。所以弹性也未必舒服，甚至更加催生变相剥削，导致非自愿加班。比如许多媒体规定采编人员24小时开机，24小时待命，位置最近的必须赶往现场。再加上滚动发稿，动态更新。如此工作强度，却因为在办公室之外而不会被老板顾惜，人力部门也不会去核算这种人力成本有多高、该如何补贴。因此大量实际超8小时工作的行业，跳槽离职问题也就越发严重。留下来的，也只能接受脑力工作体力化。

　　就劳动保障和监管部门而言，对体力工人尚且无法全面覆盖，哪里可能为稍显档次的脑力阶层制定什么硬性保护措施。除了笼统定个每周工作时间外，根本不可能体察入微地照顾到白领的生存状况。员工如果锱铢必较，不愿被老板剥夺休息时间，下场只能是滚蛋。想要投诉加班软剥削，更是鸡蛋碰石头。加上许多人会歌颂超时工作为道德使命，暗示按时下班就是无能且偷懒。上述种种结合起来，我国“过劳死”直冲世界第一，就不奇怪了。（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