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第一”的背后 是加班的常态化
据媒体报道,“过劳”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常态。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就在最近,苏州一个24岁的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却因为加班频繁而猝死。
可见,“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这已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广告、媒体、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有幸免。看似是个体原因导致的过劳死,当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就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偏偏很多行业还是把猝死个案看作个人问题,“大家都加班,凭什么就你死了?”大部分企业都不会检讨自身体制,仍只会让员工无节制地贡献身体。
就个人价值观而言,许多职场中人普遍认为要拼搏就要多干活少休息,于是不自觉地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在同样的公司氛围下,尤其是IT行业,会出现三五年内多挣快钱的思维。很多人为了45岁前就退休,往往透支身体、耗竭精血以求尽可能比别人多赚几倍的钱。那些年纪轻轻就实现财务自由的模范人物,更是成为过劳工作的精神支柱。这种完全依靠年轻资本赚未来钱的模式,影响了很多人士。
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获取了风险投资就得在短期内见到利润。于是高度竞争成为超越个体选择的企业文化。偏偏,我国法律上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明明是累死的,公司也可以无责。这就导致“过劳死”处于无法律保护的空白境地。正因为这种“过劳无责”,又加剧了“过劳用工”的肆无忌惮。下班之后还要开会,开到半夜,成为许多公司的常态。连老板都带头如此,员工又怎么可能主动下班休息身心呢?
在有些企业,固然有弹性工作制。但是“绩效考核”硬性存在,不过劳可能就完不成任务。所以弹性也未必舒服,甚至更加催生变相剥削,导致非自愿加班。比如许多媒体规定采编人员24小时开机,24小时待命,位置最近的必须赶往现场。再加上滚动发稿,动态更新。如此工作强度,却因为在办公室之外而不会被老板顾惜,人力部门也不会去核算这种人力成本有多高、该如何补贴。因此大量实际超8小时工作的行业,跳槽离职问题也就越发严重。留下来的,也只能接受脑力工作体力化。
就劳动保障和监管部门而言,对体力工人尚且无法全面覆盖,哪里可能为稍显档次的脑力阶层制定什么硬性保护措施。除了笼统定个每周工作时间外,根本不可能体察入微地照顾到白领的生存状况。员工如果锱铢必较,不愿被老板剥夺休息时间,下场只能是滚蛋。想要投诉加班软剥削,更是鸡蛋碰石头。加上许多人会歌颂超时工作为道德使命,暗示按时下班就是无能且偷懒。上述种种结合起来,我国“过劳死”直冲世界第一,就不奇怪了。(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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