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疫苗后遗症”患儿：一颗糖丸改变家庭命运【6】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谁能想象得到在北京的灯红酒绿之下他们的生活如此艰辛？

　　吴素赞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一家三口没吃过一顿肉。

　　那段艰辛让沈哲也不堪回首。尽管7岁的儿子坐在她膝头，边擦她眼中涌出的泪水，边说“妈妈不哭”，但当沈哲回忆起200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她带着孩子捡到半支吃剩下的冰激凌，孩子非要吃，她又买不起一支新的，因而不得不看着孩子边吃边说“真好吃”时，眼泪连成线地往下掉。

　　从那以后，每次听到孩子说要吃冰激凌的时候，她就生气，2007年冬天的那一幕是她心头抹不掉的伤痛。

　　“我们别无他法，日子这么艰难，现在连鉴定都没有，更别说赔偿了。”

　　钱，永远是沈哲目前最大的困难。

　　她并不否认，正如所有为疫苗接种的不良反应而承担苦痛的家庭一样，面对既成事实，面对残障的孩子，他们能做的，唯有在经济上，努力为孩子争取到更多的保障。

　　从2007年6月开始，沈哲就开始四处上访， 沈哲所在的单位领导也找她谈话，让她“认倒霉”。如此反反复复，沈哲丢了自己的工作。

　　沈哲和母亲、孩子开始了只有母亲800元的退休金作为唯一稳定收入来源的生活。

　　“我们别无他法，日子这么艰难，现在连鉴定都没有，更别说赔偿了。”沈哲看不清，这条坚持的路还需要走多久。

　　如果沈哲没有把她的故事讲述得如此详细，你并不能从这个说话时不紧不慢，总有些微笑，且看起来瘦弱的女人的脸上看出她曾经经历过那么多，更无法想象她为了孩子的一纸鉴定奔波了这么多年。

　　儿子已经七岁了，如果不是他无力的左腿，从这个活泼的孩子脸上，同样看不出他与同龄人有什么两样。

　　他喜欢说自己的学习好：“上次我考了班级第二名。”但是沈哲说现在考试并不排名，儿子的成绩只属中上游。不过，沈哲对孩子的绘画天分很满意，在他们狭小房间的墙上，贴着儿子从3岁到现在，各个年龄段的作品，儿子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

　　但沈哲操心的是比孩子远大理想更加紧迫更加现实的问题。

　　孩子连路都走不稳，虽然因为身体残疾可以不计体育成绩，但是面对小升初、将来的学习、就业压力，这位母亲不得不从长计议。

　　这也是沈哲执著于那张鉴定书的主要原因。有了鉴定书，孩子将来的入学、就业都能得到照顾，更现实一些，现在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也能从容些。

　　也许，在这个11月的月底，沈哲就能够得偿所愿，亦或者将来的希望比之前更加渺茫。

　　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她收到了苦等了4年的诊断通知书，11月13日下午，她将带上孩子去做诊断。

　　这是一个开始，结局可能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