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两个月的儿子预防接种的日子。为了这件事,沈哲特意请假和母亲一块带着孩子来到北京一家指定医院。和许多年轻的妈妈一样,沈哲当时对“疫苗”的认识局限于“接种之后可以让孩子产生病毒抗体,今后不得病”。
他们到的时候,房间已经被大人和小孩塞满。工作人员一进门就先让沈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人多事杂,沈哲后来回忆说,医生并没有提示她任何应该注意的事项,自己草草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便签下了名字。
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签字后,工作人员在接种本上写上了疫苗的名称和接种日期。队伍像流水线似的,家长抱着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走,医生机械地用勺子将彩色的糖丸送进每个抱到面前的孩子嘴里,这一幕让沈哲的母亲想起了“喂鸭子”的场景,后来,每次向别人说起这件事,她都用了这个词。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孩子被这样 “喂”了三次。
如果沈哲和她母亲能够未卜先知,预见到第一次吃糖丸后在孩子身上变化的真正意义,也许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轨迹。
孩子吃完糖丸后,低烧、嗜睡、哭闹。这些变化在每个妈妈眼里都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他们带上孩子来到接种医院的儿科诊所,医生按感冒、肠道病进行诊治。
2006年4月6日,当孩子服下第二粒糖丸后,再次出现了低烧、嗜睡、哭闹的状况。沈哲和家人对照《接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知情同意书》上的注意事项,自行判断此种表现属正常,一般无需特殊处理,2~3天后症状可自行消失。
后来,通过向育儿专家咨询后,排除了孩子骨头出毛病的可能。沈哲后来说,当时她以为只要骨头没事,就不会有事。
于是,一个月后,孩子服下了第三粒糖丸。
这一次,低烧和哭闹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但谁也想不到跟之后比起来,这只是小巫见大巫。
没有奇迹发生。在上海,他们得到相同的答案:“孩子要在轮椅上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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