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疫苗后遗症”患儿：一颗糖丸改变家庭命运【5】

　　来自山东菏泽的辛艳巧，于2012年8月顺利生产。同年10月2日，她给孩子接种第一例脊髓灰糖丸，于10月22日出现低烧，三天后出现高烧最高一次在41摄氏度多，高烧后发现孩子的腿不动了，没有任何知觉。直到现在，已经1岁半的孩子不能站不会走路。

　　然而，幸运的是，辛艳巧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时采集了两份大便样本，化验结果是阴性。菏泽市疾控中心给出的诊断报告，承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即便如此，赔偿问题依然无着。

　　两岁的郭海章也是为数不多认定为疫苗事故的孩子。

　　2012年10月23日，郭海章在广州市黄埔区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用液体脊髓灰质疫苗，11月6日注射了二类疫苗Hib，4天后海章高烧不退，送往医院后出现呼吸困难，随后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当时只能靠呼吸机进行呼吸，身体机能失禁，多器官衰竭。医院诊断是急性播散型脑脊髓炎。

　　2013年7月9日，黄埔疾控中心召开预防疫苗异常反应专家会议，确诊为：属于预防疫苗异常反应，损害程度为二级甲等。两岁的海章最后脊髓大量神经细胞死亡造成终生残疾。

　　这些同病相怜的故事，都在鼓励着沈哲，总要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

　　7年来，沈哲好像就干了一件事：不停地在卫生局、疾控中心、区政府之间奔波。

　　从2009年开始，沈哲的诉求非常明确：给孩子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

　　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材料第一项就应包括，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换言之没有诊断，就没有鉴定，没有鉴定，无论谁认定孩子的残疾是因为糖丸引起的，都没有法理依据。

　　沈哲想不到的是，4年来，她一再被拒绝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孩子在发生异常反映14日内，自己没有留便。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留便。”事情过去了7年，孩子拉不出7年前的粪便。

　　每次听到孩子说要吃冰激凌，她就生气，2007年冬天的那一幕是她心头抹不掉的伤痛。

　　无论如何，生活都回不到从前了。

　　沈哲已经记不清为了孩子的腿，夫妻俩第一次发生争吵是在什么时候，但2006年6月2日的那个星期五，因孩子出生后第一个儿童节的次日收到的那份“急性迟缓性麻痹”诊断，让他们不顾颜面地在医院大吵了一架。

　　后来的争吵一次比一次激烈，他们都需要有人给孩子的这条腿负责。

　　几乎在生活发生变故的同时，丈夫所在的单位从北京整体搬迁到南京，对当时脆弱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无数次的争吵之后，2007年7月，沈哲得到了一张离婚书。

　　如今，和母亲、儿子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沈哲回忆说，那个时候，他们差点就有自己的房子了。当时，他们连房子都定好在哪买了，20多万元，在当年足够一套房的首付，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些钱烟消云散。

　　现在的沈哲已经不再奢望房子了，作为一个母亲，她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这更多。

　　在这件拥挤逼仄的小屋子里，看着躺在床上的孩子身上注射留下的针眼和成堆的药，沈哲曾经想过要带着孩子一了百了 。

　　生活的车轮总是碾着伤痛前行。日子总要继续，孩子一针近300元的花费，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总得有个来源，光靠母亲的退休金，给孩子买药都不够。

　　吴素赞没有想到自己年近60岁了，还要为女儿和外孙的生活操心。这位经历过岁月磨难的老人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她开始捡矿泉水瓶。

　　之前，用沈哲的话来说，他们虽然算不上富贵人家，但也是“中产阶级”，沦落到靠捡瓶子为生的地步，始料未及。娘俩怕被熟人看见，每次都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出去捡，夜半三更时再做贼似地回来。

　　就这样，每凑够300元就去给孩子打一针，断断续续直到2007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