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疫苗后遗症”患儿：一颗糖丸改变家庭命运【4】

　　整个世界暗淡了下去，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到底谁该为儿子负责？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并折磨着沈哲。

　　这是一个漫漫长途的开始。

　　一系列的打击和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

　　当医生第一次告诉他们，孩子的腿不正常的时候，愤怒和指责便在这个家庭持续蔓延。

　　在去上海之前，孩子的父亲认为，孩子的腿是因为老太太吴素赞把尿“把”出毛病来的。在他生长的南方，人们没有给孩子把尿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吴素赞也怀疑孩子的毛病是自己给带出来的。她甚至问过院子里其他带着孩子的老太太：听说过把尿把孩子的腿把坏的吗？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

　　然而，怀疑和指责在需要有人对大家都无能为力的过错负责的时候，总不缺乏对象。

　　不仅是姑爷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沈哲和丈夫的关系也因为孩子的腿而紧张得如同拉紧的弦，因绝望而来的愤怒、指责、哭闹、歇斯底里充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到底谁该为儿子负责？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并折磨着沈哲。

　　7年来，沈哲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为什么”，寻找一个“说法”，寻找一个能够让她心安理得的答案。

　　从2006年的7月份开始，沈哲就开始往各级卫生部门的信箱寄信，开始收集和学习一切疫苗特别是糖丸的材料，她要证明的是：孩子是吃糖丸致残的。

　　最初沈哲对医生们私下承认孩子是因为服用疫苗致残，却不愿意在诊断书上写下相同的诊断感到不解。上海那位医生在给孩子的诊断书中写明了孩子是因为服用疫苗导致类脊髓灰质炎，沈哲拿着这样的诊断去找卫生部门，不想那位负责人勃然大怒，并且痛斥：“他有什么资格写下这样的诊断！”

　　后来沈哲明白了——根据2008年12月1日起实施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接种后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

　　2010年3月，卫生部再次强调：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做出调查诊断结论。

　　早在2006年6月在北京儿童医院求诊时，沈哲结识了同样服用疫苗后来医院的一位河南家长，沈哲第一次听说了“疫苗后遗症”这个词。

　　和所有同病相怜的家长一样，沈哲说，他们共同的悲剧源于对疫苗的无知，对潜在风险的一无所知。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留便。”事情过去了7年，孩子拉不出7年前的粪便。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疫苗不良反应概率在1000万分之一，这意味着每年要有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

　　在沈哲看来，1000万人中，一个异常反应的悲剧，就这样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自己儿子的头上。沈哲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不幸与绝望。

　　2008年年底，沈哲结识了更多类似的不幸家庭。她加入的两个QQ群，云集了全国各地近500个类似沈哲的家长。如果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类似的，那么这些不幸家庭的悲剧也雷同：他们的孩子在接种疫苗之后重则死亡，轻则伤残。

　　也是在这里，沈哲看到别人家触目惊心的故事，自2006年6月之后，她第一次有了“自己是幸运的”感觉。

　　因为这些人，沈哲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