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不敢生”，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年轻人生孩子的话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热议的焦点。

　　为了给年轻人解除生育的后顾之忧，去年年底，多地宣布修改计划生育条例，延长生育假期，提高生育福利，完善托育服务。完善三孩生育的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和措施，也出现在多个省份今年年初公布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同时为生育家庭“减负”——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生育支持政策要有普适性并兼顾公平

　　中国有超过14亿人，人口规模压力和人口结构挑战并存。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而全国新增人口仅为48万人，创近60年来最低。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就提出——少子高龄化时代到来了，并提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户均人口已不足3人。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要超越三孩来谈三孩。”郑功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如果人们连一孩都不愿生，那么制定面向三孩的支持政策就不可能有效果。他认为，制定支持三孩生育的政策，应该从全体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出发。

　　应对生育率下降的形势，郑功成认为，提高生育率需要政策精准发力，同时需要注意政策的普惠性。“面对适龄儿童的养育服务、托幼服务，一定要是公益性的，甚至是免费的。”他说，不管是富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管是一孩还是三孩，国家都应该充分满足每一个孩子托幼等成长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也非常关注生育支持政策的普惠性问题，“不能只有少部分人群实际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目前各地政策不一，没有体现全国一致的普惠性生育政策，会使较不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承担更高比例的人口生育成本、劳动力育成成本。

　　他认为，实施普惠性的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凡是收入超过起征点的，全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凡是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则实行“负税收”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生育补助金。

　　同时，针对目前生育支持政策存在地区间差异的问题，钟茂初建议将各地试行的生育奖励，统一纳入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便于全国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可避免各地因财政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而形成的差别化政策”。

　　经济负担重让年轻人想生不敢生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去年年底，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支持政策需求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发现，目前适龄青年群体心中理想的子女数量，明显高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简单来说，就是年轻人想生却不敢生。

　　天津市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分析，适龄青年的生育意愿没有完全转化为生育行为，是多方面压力共同造成的。调查发现，那些已生育1个孩子的家庭中，仅有16.7%打算生育二孩；已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中，还打算生育三孩的仅剩8.9%。“很显然，这些父母通过养育第一个孩子，已经体验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刘志松说，他们不再选择生育二孩和三孩，主要是因为精力不足、工作压力大和经济负担重等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根本不打算生孩子。

　　为帮助年轻父母减轻经济负担，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提出了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认为，在影响生育意愿的诸多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三大原因是：经济发达地区住房费用过高；孩子出生后由于公共服务的不足，入园前的养育负担过重；孩子的校外教育费用过高。

　　很显然，三孩家庭对家庭住房面积有了更高要求。李健建议，进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设。在经济发达、房价高企的地区，加大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数量，降低购房成本；加大租赁房的供给数量，提供足够数量的租赁住房，给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提供短期租房。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滁州定远九梓村党总支书记王萌萌高兴地看到，自己提出的“加大对青年父母养育子女的税费减免支持，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建议，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她谈道，高企的房价给年轻父母带来巨大压力，建议完善针对城市新市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探索制定青年购房政策支持机制，减轻青年生育经济负担。

　　郑功成提出，可以采用儿童津贴制度，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钟茂初认为，这种经济上的帮扶政策应关注一个人到从出生到18岁成年的生育、养育、教育的全过程，可对养育0-18岁未成年子女者按每人每月1000元的水平进行个税扣除或发放补助金。他认为，从中短期来看，生育补贴带来的消费效应可以弥补这一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远超这一财政支出。

　　保障女性权益 要算一笔大账

　　1988年出生的王萌萌注意到，身边很多同龄人出现“恐生”“恐育”的现象，她认为现在年轻父母中存在一种生育焦虑，其中女性的焦虑情绪更重。母亲在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要比父亲付出更多精力。

　　尽管去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了延长产假等支持政策，但郑功成认为，目前全国各地产假长短不一，且女性休产假的代价往往需要用人单位来“埋单”，这样容易造成女性权益的不公平。他说，产假时间越长，用人单位的损失就越大，如果完全让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损失，会不利于女性未来的发展。反过来，未来女性可能就更不愿意生育了。

　　郑功成主张要尽快从国家层面统一产假，女性产假期间的待遇由国家财政承担。同时他还建议借鉴发达国家“母亲养老金”制度，让全社会来分担母亲生育孩子期间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政府多出了一笔开支，但实际上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负担，保障了女性的利益，形成的是有利于生育的社会氛围。”郑功成说，不能算小账，要算大账。

　　钟茂初也认为，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普遍存在“政策部门请客，用人单位埋单”现象，加重了企事业单位用人成本。他建议实施减轻企事业用人单位生育相关负担的财税政策。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在女性因孕育、生育、哺育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缴纳（无论是否被雇佣，均计算工龄）。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还有很多代表委员在减少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方面提出建议，包括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式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持续深化“双减”，丰富课后服务，减轻孩子和家长的课外负担等。

　　王萌萌期待，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生育友好的氛围，最终把青年生育养育子女的压力减下来——让他们想生又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