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应军（中）在抢救病人

　　人物简介：郭应军，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山市中医院的郭应军做了近15年ICU病房主任。在ICU病房内外，看过太多生与死，见识过太多悲欢离合。郭应军说，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讲，ICU病房又承担着除去治病救人之外的另外一种意义。

　　他把ICU病房内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比喻为“风筝”与“放风筝的人”，无论“风筝线”最终会不会断，但当“放风筝的人”先一步松手时，“风筝”就一定会离他而去，飞向远方。

　　作为ICU主任，郭应军说，他必须把生死看得很开，否则就会过不了自己这关。他经常会对那些已经是博士甚至博士后毕业的医生说：“在没有经历过临床的磨砺之前，你们都是‘不学无术’的，因为书本上的知识懂得再多，没有经历过临床的救治，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纠葛，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

　　12月28日中午，中山市中医院ICU病房外，手术室门口的“手术通道”被患者家属挤得满满当当。在一旁的家属等待区，疲惫的家属们都打起了瞌睡，有的仰头，有的低头，有的则在冰冷的座位上铺一层纸壳子，睡在了上面。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无论是怎样的结果，都会给家属们带来情绪上的巨大波动。郭应军告诉记者，有时在抢救结束后，就在这片家属休息区，会传来响彻整栋大楼的哭嚎声。

　　那是一个生命离去后，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悲歌”。

　　医生不能“死”在病人前面

　　在ICU病房，郭应军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个体生命在生死抉择时对于这个世界的“反馈”。他说，当生命已经无法挽留时，它会一点点消失殆尽，无论怎样用药都无济于事；而当生命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与“不舍”时，他也能看到抢救过程中，它在生死线上拼命地挣扎。

　　他印象最深的那个生命，是一个中山的患者，经历过两次肝脏移植之后，情况急转直下，生命似乎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之前抢救的医生都放弃了，因为按道理说的确救不下来了。”

　　郭应军指了指办公室内棕色发黑的沙发说，那个病人当时的脸色就是这个颜色，“当时患者连小便都没有，每天要从腹部引流出2000多毫升的脓液，多个器官衰竭，也是抱着必死的心，来到ICU试试看。最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抢救恢复，病人最终活过来了”。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医生绝对不能‘死’在病人的前面。”他解释说，在病人没有真正死亡之前，医生一定要有救活病人的努力，不能先于病人放弃。

　　“生机是对世界的‘留恋’”

　　在郭应军的印象中，同样是一个必死之人，他们还是挽救了她的生命。

　　那是一个生产的孕妇，在生产时羊水栓塞，羊水进入到妇人血液中，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就造成了产后DIC（即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指在某些致病因子作用下凝血因子或血小板被激活，大量促凝物质入血，从而引起一个以凝血功能失常为主要特征的病理过程），肝脏、肾脏、呼吸器官等都相继衰竭。

　　为此，卫生部门还专门组织了多位专家进行会诊，最后的结论是“准备放弃了”。但他还是一步步去做医生该做的事情，对血液进行净化，上呼吸机代替呼吸，希望病人的病情好转，最后患者起死回生。

　　“看开生死，才能过关”

　　“生机”是生命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当最终逝去，也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在ICU当医生，最难回避的，就是死亡，生与死，相依相存。“见过太多的生死，也就必须把生死看得很开，否则医生自己会过不了自己这关。”

　　据郭应军的估算，在每个月近两百人次的抢救过程中，ICU的死亡比率能够达到10%～20%。“对慢性病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来讲，死亡已经有了一个慢慢去接受的过程，所以相对来说，并不是难以接受。”郭应军说，但还有一部分死者是突然事故死亡的，家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

　　对于患者的死亡，作为医生感同身受，“看着病人的家属哭得那么伤心，自己都有掉眼泪的冲动。”

　　但他也经常会对ICU较年轻的医生说，如果把每个死亡的病人，都归罪于自己，那么医生就很难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有时人的力量在规律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对未知的恐惧”

　　在进入到ICU之后的第二年，郭应军就经历了死亡的恐惧。

　　“那是对未知的恐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什么病。”郭应军说，在2003年1月4日与1月8日，ICU分别来了两个“类似”症状的病人。

　　两个人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厨师，他们的症状是相似的。起初只呈现出感冒的症状，但是病情发展迅速，在30多个小时之后，通过胸部X光片可以观察到，原先还只是在肺部呈小范围分布的“石变”部分，迅速扩张到整个肺部。更加令他们束手无策的是，几乎用遍了所有的抗生素，但是全部无效。“用了9种抗生素，理论上存在治疗可能，但是无效。”

　　随后，两个厨师的家属，以及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呈现出了类似的症状。后来，病情蔓延开来，这种病被命名为“非典”，而那两个最初出现症状的厨师，则被称为“毒王”。

　　当时，这两个“毒王”就被安排到郭应军所在的ICU进行救治，在给“毒王”进行插管护理的过程中，郭应军也不幸“中招”。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过程，郭应军最关心的仍然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当时，他和另一名感染了“非典”的医护人员被隔离安排在了同一个病房，与他苦苦思索病因相对的是，邻床的医护人员则更多地处理着“身后事”。

　　“我当时肺部‘石变’的部分最多达到了75%左右，只能依靠四分之一的肺通气。”郭应军说，得了什么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在病情发展到第十五天，邻床的医护人员和他相继出院。到了此时，他才有些后怕地觉得，自己“在鬼门关”上遛了一圈。

　　“原来病是有自限性的，烧退了就好了。”郭应军说，他清楚地记得出院的那天是年廿八，马上就快过年了。

　　情与理的矛盾纠葛

　　作为ICU的主任，他也经常在情与理的纠葛之中，不断煎熬。

　　特别是在ICU成立的初期，在医保政策还不是特别普及的情况下，郭应军经常会面对这种“情”与“理”的矛盾。

　　他介绍说，特别是来到广东打工的务工人员，他们本身又没有什么钱，但是病情也非常严重，需要救治，他会选择先救人。但是，同样在救治的过程中，也会催着病人赶紧凑钱，于情已经开始救人，于理也需要他们支付治疗费用。

　　因为催病人缴纳治疗费用，他还收到过病人的投诉，说他没有医德。病人认为，“撞我的那个人还没给我钱，我就没钱交治疗费”。

　　他也觉得很无奈，这就像是没有发工资，就去餐馆吃饭，然后不给钱，说没有发工资所以不给钱一样，原本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结果却引来了抱怨。

　　在那时，欠费的事情经常会有发生，“3个月不到就欠了两百多万元”。在现在医保政策普及之后，至少都能够报六七成，欠费的也就少多了。　　ICU病房的

　　无奈与欣喜

　　在ICU病房，还会碰到一些癌症末期的患者，这也是一部分特别的病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了，但是从人文的角度来讲，他们还想着在最后时刻见见自己的亲人。”

　　他介绍说，这部分病人是癌症末期发病之后，生命垂危之际，想要多等三天或几天，“等着见见从国内甚至国外回来的亲人”。

　　往往在见到了他们想见的亲人之后，他们就可以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讲，ICU病房又承担着除去治病救人之外的另外一种意义。在病房之外，能够看到太多的世间百态，有爱、有恨、有无奈、有欣喜。

　　在郭应军办公室的书桌上，摆着一本厚厚的专业书籍。他说，医生是一个始终不断在学习的职业，当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之后，才会越发地发现到自己的不足。

　　他经常会对那些已经是博士甚至博士后毕业的医生说：“在没有经历过临床的磨砺之前，你们都是‘不学无术’的，书本上的知识懂得再多，没有经历过临床的救治，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纠葛，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他告诉记者，ICU病房有30张床位，总共配备的设备差不多2000来万元，每张床光配备的设备就要100来万元，尽管自己已经在ICU病房当了近15年的主任，但是，他仍然不敢说能够把这100来万元的设备用得最好、最对，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没有不断地学习，ICU病房的医生是很难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