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华北、中东部等地区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多数城市空气质量日均值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石家庄PM2.5指数更是破千。而一篇署名为“蓝天白云终可期”发表的文章“《雾霾的真相》——一个环保部门公务员的稽首自白”提到了雾霾肆虐的诸多原因，引发关注，记者就此采访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进行求证点评。

企业偷排是罪魁祸首？

对企业偷排现象，要分地区看待，不能“一刀切”。像在北京地区，整治力度强，企业偷排的现象就很少了，但在其他地区部分企业缺乏守法意识，确实有偷排现象。此次重污染期间，环保部督查时发现河北省、山西省等地仍有部分企业未严格落实应急减排措施，个别“土小企业”(指污染重、规模小、使用土方法生产的企业)违法污染情况严重。如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曾在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二氧化硫超标排放8小时，最大超标倍数1.2倍。彭应登称，像山东临沂曾违法排污现象严重，50%以上的排污企业无任何污染治理措施，环保部约谈当地政府后，90%以上的排污企业已治理达标。当前的环境监管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对企业偷排漏排已有制约，但关键政府应加强监管力度，严格督促企业按标准排放。

大气监管难度大、取证难？

大气污染监管、取证在技术和设备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关键看政府的决心，难度也因地域而异。北京列入区域废气排放高架源（排放筒45米以上）的企业只有44个，每一个都实现在线监测，并将数据直接传到环保局监控室，在监控区内配备有摄像头，加之不定期的突击人工抽测，监管和取证并不难。国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监管取证反而难在政府监管决心上，至于监管手段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精进技术，培训专业监管人员来解决。

大气污染企业来源广？

这点确实如此。雾霾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病，大气污染物还来源于很多其他工业排放，如钢铁、水泥、化工和医药等。过去10年，我国每年增加城镇化率1%、机动车2000万辆、粗钢5000多万吨、煤炭两亿吨、水泥2.5亿吨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炭消费量达18亿吨，约占全国50%；钢铁产能5.5吨、炼焦产能3.3亿吨，各占全国的50%以上。这种能源和产业布局，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大，加上不利的气象条件，使雾霾成为高概率事件。长远来看，需优化产业结构、清洁生产，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向低污染、低耗能产业，由此降低污染物排放；短期内，在重污染期间，也需抓好降产、停产。

未批先建、批建不符、未验先投现象严重？

由于企业守法意识薄弱，新《环境保护法》出台前确实存在不少未批先建、批建不符、不执行环评制度等问题。新法实施后，环保部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年底前补办手续，随着执法力度加大，应会有所改善。在2017年1月1日后，再出现该类情况，将按日计罚，大大增加了企业违法成本。为了提高环评执行率、发挥环评制度的有效性，环保部门严格事中事后监管，最大限度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

煤炭含硫率造假？

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占66%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70%和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的40%都来自于燃煤。煤炭含硫率造假会增加二氧化硫、烟尘等排放。目前，北京、天津地区燃煤优化已做得不错，造假很难。以燃煤电厂脱硫系统为例，就有3套程序管控电厂脱硫设施的连续运行。彭应登认为，相对煤炭含硫率造假，民用散煤更值得关注，散煤销售分散，监管难度较大，如没有纳入户籍管理的北京小产权房占农村住房的1/5，几乎没有清洁能源，只能燃烧散煤，且多数是烟煤，污染大。北京周边的其他省份更严重，短期内，急需让农村地区控制煤质，使用无烟煤。

环保治理技术粗放，难以达到设计要求？

我国环保治理技术，尤其末端治理技术已与国际接轨，并不缺乏，但有待提高。目前，主要通过推行PM2.5过滤技术、新能源汽车、强制要求污染排放企业安装脱硫脱硝设备等方法来减少雾霾污染物的排放，这些技术发展已成熟。但源头治理比末端治理更重要，如在印刷业，应提倡清洁生产，用水性墨代替溶剂型油墨，能在源头降低90%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剩下的VOC可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一步减少污染。不过，再好的技术，企业不去实施也不能达标。

机动车是雾霾的次要因素？

控制机动车污染是有必要的，彭应登称，重型柴油车和车龄较长轻型汽车污染问题突出。重型柴油车已成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运行里程超过30万公里的出租汽车排放超标率达80%~90%；外地进京车辆污染严重，50%以上进京或过境外地重型车辆无法达到绿标车排放水平，这些车辆每车排放量相当于200多辆国IV小轿车。因此，限行、尾气治理、油质问题等还是有必要抓。

彭应登表示，该基层工作人员撰文详述雾霾成因，部分有道理但不少是过去时的状况，应理性看待。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2015年与2013年相比，PM2.5平均浓度下降23.6%。这说明总体情况有改善，但仍需严加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