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没有觉得缺儿科医生，缺儿科用药这么严重。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越发突出了。为什么？值得深思。我觉得这不是医学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说。

他是在近日召开的首届儿童安全用药传播与发展大会上做上述表示的。近年来，儿科“缺医少药”的问题愈演愈烈，“家长受累、孩子受罪”的困局为全社会所关注。此次大会正是为之把脉、求解。

既缺少“战士”，又缺少“武器”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儿童人口数为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5%。从2010年以来，我国0～14岁人口比例保持平稳，未来受到“二孩政策”的影响，儿童人口数将呈现增长趋势。

然而，我国综合医院儿童门急诊量却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据统计，2007年～2014年间，儿科门急诊人次年复合增速达到10.9%，2014年，儿科门急诊人次2.6亿，占综合医院总就诊人次的9.1%。

与此同时，儿科医生和儿童专属药品并未同步增长。这使得儿童“看病难”问题日益严峻。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曾指出，2008年，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若参照美国1.455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的比例，我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生。

“20万”这一“口径”至今仍被广为引用，作为儿科告急的力证。事实上，由于流失在持续，近几年儿科医生的缺口还在扩大。

“药”也不容乐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新近发布的《2016年我国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称，我国儿童专用药品批文仅3517条，只占药品总体批文数量的2%；我国大多数药品缺少儿童临床试验数据，儿童给药剂量多依据成人剂量，再通过体重换算、体表面积换算、年龄换算等方法来确定。

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主任王晓玲做过一项调查：在全国15家大型儿科医院的儿科目录当中共有1098种药，儿童专用药品只有45种，占到4%；有儿童用法用量说明书的品种占43%，至少50%的药品没有儿童用法用量说明。这迫使药剂师把片剂碾成粉，再分成适合儿童的剂量。

“20多年前，我到儿童医院时这样；20多年后，这个场景仍未改变。”王晓玲有些无奈。她期盼着儿科医生给孩子治病有药可用，“不再为没有‘武器’而担忧”。

缺医少药还滋生了新的问题：用药安全。调查表明，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为12.5%，是成人的两倍，新生儿更是达到惊人的4倍。这些数字背后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孩子，也给家庭带来了灾难。最近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小浠诺的故事即是典型。这个5岁聋儿正是用药不当的受害者。

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姚宏文说：“尽管一些药品有小儿适应、谨遵医嘱的提示，但是儿童可用药少，孩子一旦生病，着急的家长可能会把儿童当成成人的缩小版使用成人药，从而伤害到儿童的健康，甚至造成儿童终身的悲剧。”

儿科命运“三部曲”

是什么造成了儿科缺医少药的窘境？

李连达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一度以商业化为导向，要求医院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那么，医院理性的选择就是各个科室比着赚钱。和其他科室相比，儿科赚钱最少，麻烦最多，风险最大。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医院就采取了“三部曲”： 一，取消儿科病房，把它分给更赚钱的外科、妇科、内科用，医院经济效益更好；二，压缩儿科诊室，把诊室和门诊大夫转行到别的科室；三，取消儿科，连门诊带病房一并消失。

“儿科由过去受尊重、受欢迎的专业，变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专业。老的大夫改行了、退休了、退职了，而新生力量又上不来，各医学院校的学生在选专业的时候都不愿意当儿科大夫。这就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他说，儿科医生缺口为20万，这是不是精确不清楚，但是儿科医生短缺确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现在，儿童医院的医生大部分是带病工作，在咬牙顶着。这些儿科医生可以保护儿童的健康，但是，儿科医生自己的健康谁来保护？我们不能等这批儿科大夫都累垮了，倒在第一线以后再想办法。”李连达呼吁，有关部门要拿出有效措施来解决儿科医生的缺口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非常认同李连达的观点。他说，儿科缺医少药是一个表象，背后首先是经济问题，其次是管理问题。“现在肿瘤科最火，为什么？肿瘤科赚钱，病人多。儿科则不然。按现在的情况，我们很难留住儿科医生。”

另外，他还强调，现在很多成人药的说明书非常不规范，只是写着儿童几岁到几岁减量。“这就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在研发阶段、在审批环节、在流通渠道上严格要求，加强管理。”

王晓玲也指出，当前很多药物缺乏对儿童适应症的标注，即便那些标注了适应症的，也有的没有标注用量，或者没有标注禁忌。“儿科医生每天都面临着超说明书用药，这是法律与临床两难的抉择。”

把它当成系统工程去做

如果儿科缺医少药的情况继续，那么势必造成诸多的问题。政府和社会都不可能允许此种情况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局主席关彦斌曾多次在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呼吁对儿科疾病治疗和儿童药品的生产供应与管理给予特别的重视，对儿童用药给予特殊的地位，予以特殊的管理，不能将其混同于成人用药。“制定专业标准，在新药研发、临床应用等环节予以规范。”

事实上，政府也在积极行动。

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副司长张峰说，2014年5月，国家卫计委同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从强化质量监管、推动临床合理使用、完善药品临床监测体系建设、提升综合保障能力等重点环节部署了一系列保障儿童用药的具体任务。这是我国关于儿童用药的首个综合性指导文件。“实施两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

不过，他也明确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重点是推进形成儿童用药供应保障工作的新机制。新机制包括：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完善儿童用药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儿童用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建设，挖掘分析儿童用药的数据，开展临床应用的综合评价；进一步协调畅通申报审评的专门通道，继续研究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加大儿童用药优先审评审批的力度等。

另外，教育部也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儿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儿科专业研究生招生数量，到2020年，儿科专业研究生在校总规模力争达到1万人。此外，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促进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有效衔接。

李连达则指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政府发力外，企业也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为儿童服务的观点”。“只有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了，我们国家才能富强，才能富裕，厂家才有钱可赚。”他说。（记者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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