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我给自己只能打20分。为什么?有三分之一的病医生无能为力，有三分之一的病是病人自己好的，医学只能解决三分之一的病。而这三分之一的病，我也不可能解决那么多。所以，能打20分就很不错了。”

　　这是武警总医院病理科医生纪小龙从医多年的感慨。

　　实际上，医生永远是无奈的，因为每天都要面临着失败、沮丧和难以割舍的离别。

　　“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很得意地超过了日本。”“什么都要最好，什么都要最先进的。所以一个第三世界收入国家的水平，出于他们过高的期望，老想达到像美国、像英国、德国那样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医改所处的社会环境。”当着1500名医院管理者的面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曾如此说。

　　对医学、医生和就医的环境期待值过高，如果期待不能够实现，患者就很容易产生愤懑的情绪。事实上，医生是人不是神，医学也只是有限的科学，在大专家大医院的世界里，常常充满着无奈。

　　医生的无奈

　　“我来找王主任，他治好了我师母的胰腺癌，师母术后十几年了，体检指标比我还好，我得找王主任治。”说这话的是位年轻的胰腺癌患者，从浙江千里赴京，只为找到他心目中能救命的大夫——胰腺癌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王成锋主任医师。

　　这位能把胰腺癌术后大出血的患者从死神那里抢回来的王大夫却告诉记者：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春节前，北京的一位胰腺癌患者偷偷从其他医院跑来看王成锋的门诊，看完后就要求转到医科院肿瘤医院治疗，他觉得王医生是他的最后希望。

　　但转院后的检查显示，患者已经出现了肝肺转移，手术治疗已毫无意义。

　　“大夫大夫!我们相信你!”即便王成锋一直解释，胰腺癌包括早中晚期在内，全部的术后5年生存率只有5%，患者家属还是一个劲地请求手术：“5%的希望我们也要试!”

　　但是疾病不是想试就能试的，已经肺转移的胰腺癌手术不仅基本无效，还会对患者造成创伤，王成锋实在不能这么选。“我的心也是肉做的，我真是见不得患者家属哭，但我真的没办法。”这位胰腺癌领域的一把刀，遇到这种事也只能是无奈，无奈，再无奈。

　　最后，这位患者选择了保守治疗，中药、西药、放化疗一起上，生命延续了7个月，这在胰腺癌治疗领域已属不易。

　　“我以前做乳腺癌手术，患者术后生存率都很高。经常还会有术后三十年的患者回来看我。现在做胰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低了很多，能再聚的就少了。我是很无奈，但也正因为能帮到更加痛苦的人，我也更欣慰。”虽然医生治不了命，但是当医生们用所学尽力为患者减轻苦痛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能量，也许比单纯的治病救人更大，这也许才是医学的本义。

　　医学没有办法为所有的结果买单

　　“大夫，我妈妈快不行了，快!”晚上七点，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一位30多岁的男子慌忙闯进诊室，气喘吁吁，拉大夫快去救他的母亲。

　　中大医院急诊内科的范志伟大夫说，春节前的这件事，让他至今难忘。

　　当时，范志伟赶紧站起来，问：“人在哪里?”

　　男子的母亲还在急诊大厅外的出租车里。范志伟和护士推上平车和男子来到车前，打开车门，看见一位老年女性半躺地蜷缩在出租车中，气若游丝。等他的儿子把她抱上平车，这位面色灰黄、口唇紫绀的母亲已经出现了叹息样的呼吸。

　　几分钟后，这位母亲就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电除颤、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40分钟内她心跳呼吸停止三次，范志伟把她抢救回来三次!

　　等到第三次时，范志伟已经满头大汗，双上肢均已麻木疼痛。

　　是什么让这位年仅55岁的母亲突然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原来，这位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被诊断为糖尿病，但因为经济原因一直没有正规服药。三年前她开始出现反复的胸闷胸痛，外院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母亲已经胸痛了好几天，但一直拖到腊月二十九晚上六点难以忍受了才来!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这位母亲虽然已经恢复了自主心跳，但仍然处于危险期，随时会再次发生心跳骤停。范志伟高度怀疑这是急性心肌梗死所致，他告诉患者儿子，患者最好择机第一时间做冠状动脉造影术，然后进入重症监护病房，但是费用比较昂贵。

　　这位儿子听完后表现得有些无力：“能有多少希望?”

　　范志伟真的很不忍心去说，但是又必须说：“1、患者病情很重，心脏随时有再次停跳的可能。2、患者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太长，体内存在严重的酸中毒，大脑等器官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3、有可能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后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后仍然死亡。4、也有可能只是保住了心跳、呼吸，或许会留下其它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成为再也不会醒过来的植物人。”

　　此时，儿子的表情已经有些痛苦。范志伟希望能用缓和一点的方式劝慰他：“心跳骤停三次被抢救后仍能恢复自主心跳，实在不容易。您母亲只有55岁，要是家庭条件允许，还是搏一搏吧!”

　　思考了半小时，这位儿子最终下了决定：“医生，我要带着妈妈回家了。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困难，妹妹还在外地上学，这几万元实在没有办法。”

　　听到患者做了放弃的决定，范志伟的心都是揪着的。现在，他就要把患者的气管插管拔出来了，但是在拔之前，他还是留了时间让儿子再见母亲一面。因为几分钟后，这个生命，他的妈妈，可能就会离开人世。

　　小伙子拉着母亲的手痛哭流涕：“明天就是春节了，你不是说要等妹妹回来吗?你不是说明年要帮我带孩子吗?”

　　如果这位母亲能够正常使用降糖药，如果她能够在刚发生胸痛的时候就及时到医院就医，又如果她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或许结局便大不一样……在那一刻，范志伟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医学好像也无能为力。

　　可以争取健康，但要懂得放弃

　　“大夫怎么说?”诊室门口，丈夫看见妻子出来，关切地问。妻子还未张口就红了眼：“大夫说这个试管婴儿别做了，能不能怀上再看，大不了再流一次产。”于是，暴跳的丈夫冲进了诊室……

　　这是发生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生殖中心诊室门口的一幕。当时的接诊医生是主任医师高芹。这位妻子已经流产两次，想找高芹做个试管婴儿，但高芹让她回去再自然受孕一次，试一试。

　　高芹当时的原话是：“您仅有两次流产，各项检查正常，可以再给自己一个自然受孕的机会。”她还耐心解释了原因：这种不明原因的流产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流产的发生仅仅是由于几率，并不一定存在某种潜在的病理情况;第二种，是现代临床检测手段未能认识的病变导致了流产。对于前者，大多数患者即使不治也会有一个良好的预后。这位患者就属于第一种。但这位妻子自己很想做试管，总认为是医生不给她做。所以一转头，就向丈夫传递了非常错误和极端的信息——医生不给治，她让我们继续流产。

　　高芹医生说，每天她的门诊都会上演类似的一幕，每天她都要花很多时间科普：“自然流产可能会有50%的人找不到原因，试管婴儿不是‘万金油’。”但很多人不理解。

　　超过45周岁的超高龄女性，或子宫有问题比如子宫畸形，即使做试管，结果也不理想。“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医学一直在进步。但生殖的规律没变。我们只能学会坚持、懂得放弃。”

　　其他医疗都是救命，只有生殖医学、整形美容等是满足人的期待。做试管婴儿、想整形的人甚至都不应该被称为患者，但这些人的心最急切，他们对医生的要求最高。

　　最终，前面那位女患者还是尝试了一次自然受孕，怀上了。

　　医者，不能自医

　　“有的患者质疑我们的治疗，会说：‘要是你们自己生病，肯定不这么治!’其实这话真错了。要是我们真有那么神通，每年同行、同学、同事就不会有走(去世)的了。”梁树立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见惯了生生死死。他说，没有一种无奈比医生不能救自己更无奈。

　　还在读大学的梁树立就经历过同学患淋巴瘤，与疾病斗争三年后离去的事情。2014年，他的一位师弟不明原因咯血，去了最权威的呼吸科也没查出个所以然。一个月后的某天上午，师弟就突然走了。

　　“如果我们是普通患者，可能会怪医院怪医生，但我们是医生，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无人可怪。医学本身就是那么有限，世界上有那么多治不好查不出的病，不管是谁得，结果都一样。”

　　医学的有限性，普通人不知道，医生很清楚。“一个疾病到医生面前，是已经成形的了，不管是颈动脉斑块还是心梗，它已经对患者身体造成改变和伤害了。医生可以解决患者的症状，如剥出斑块、疏通梗塞的心血管，但他不能把患者的身体重塑一遍。”梁树立举了个例子：“比如抗癫痫药，其实只是抗发作药。从药物上，我们解决不了癫痫，只能控制它。”所以当医生自己面对疾病的时候，也只能默默承受。

　　正是因为医生清楚这些，所以当他们面对生老病死时，才会更豁达。搞了一辈子癌症治疗的放化疗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储大同教授，就是因为胰腺癌走的。发现时已是晚期，为他做手术的王成锋医生还劝他，“手术别做了。”但为了尝试正在研究的基因治疗，储教授坚持要求做了手术，结果依然是无奈。但大医胸怀尽显于此!

　　“医学能力正随着科技的发展走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在我们的医疗传播环境里充斥着‘奇迹文化’，这种文化正无形地抬高患者及公众的期望值，甚至创造了‘医学是万能的’、‘只要进了医院就进了保险箱’的虚幻认知。这种文化严重违背了医学的本义，这种医学‘造神运动’非但没有给医学插上一双向上翱翔的翅膀，反而为这双翅膀带上沉重的枷锁，这幅枷锁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的施琳玲委员对此充满担忧。

　　医生群体大多害怕让公众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或者无能为力的那一面，因为那是自己内心的伤痛。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种违背医学本质的现象，把医生从神坛上请下来，才能让他们真正有勇气有空间与死神和疾病一搏。而这也是解开医患关系紧张的一种处方。

　　晒出自己的失败是种勇气，那不是示弱，而是告知公众真实的医学。（健康时报记者 董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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