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力，等于活动力，也等于社交力。

然而，当手机让社交半径越来越短，当电子产品成为聚焦视力的主阵地，当孩子的活动时间被升学压力挤占到所剩无几……不堪重负的眼睛，所面临的一系列视觉健康威胁，暴露无遗。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团队针对国民视觉健康做的大样本研究《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白皮书日前发布，展现了我国国民视觉状况的沉甸甸现实：

数据显示，国民普遍存在各种程度的视力缺陷，主要是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及散光)和老视。屈光不正人群已达4.8亿~5.3亿，而40岁以上未矫正的老视患病率占67.85%，已达3.7亿。

综上两类庞大人群，“看不清”已成约9亿人的新“国病”。

看不清楚，击中老小一大片

中国眼镜协会视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秦英瑞是中国最早一批验光师，圈里公认的验光泰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所在的老国企北京大明眼镜店，每天来验光配镜的有100多位，当时全北京眼镜店仅有四家。“全算下来，一天也就配400多个”。到如今，北京城里眼镜店近两千家，北京眼镜协会统计每天配镜量约20万副。秦英瑞在一线三十多年，见证了配镜大军的几何式增长。

眼镜店配镜无法散瞳，然而在可散瞳的北京同仁医院，同样的变化也几乎大同小异。

北京同仁医院验光配镜中心总经理吕燕云给出的数据是，2015年同仁医院全年共检查验光34.2万人次，其中50%左右都是青少年。“尤其最近一些年，增长更快，甚至有五六岁便出现重度近视的情况。”

官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果。李玲教授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5岁以上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38.63%~42.72%，且超过90%以上的屈光不正是近视，近视人数在4.37亿~4.87亿之间。

可谓三人行，必有一近视。

在这组数据中，庞大的近视人群也颇具年龄特征，明显近视低龄化。青少年近视人数最多， 6~15岁平均近视率达到46.64%。

同近视这种看远看不清相比，还有一种近处看不清也很普遍，即老视，也就是常说的老花眼。这种眼睛老化过程中产生的视力问题，几乎是人到老年的“标配”。手里的报纸，拿得越远看得越清，看一会眼睛就疲劳，这些很明显的老花眼表现。“如果视物不到半小时就难以坚持，就该验光戴老花镜，越早越好”。秦英瑞说。但很多人不以为然。

《国民视觉健康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口中，未矫正的老视患病率达到67.85%，人数约为3.7亿，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因城乡差异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是高龄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未矫正的老花眼比率越高。

李玲教授感慨，以前我们国家关于视力的卫生政策重点在于“脱盲”，着力于改善沙眼、白内障等严重视力缺陷，解决“看不见”的问题，然而时过境迁，看不清的问题一直被忽视，且越来越严重。

小近视和老花眼，已成为看不清人群中的两大主力军。

看得越来越近，伤得越来越深

李玲教授曾拍下一张北京地铁站内的乘客照片，狭小的车厢内，人手一部手机全神贯注。晃动的车厢，眼睛不断调焦距适应阅读需要，眼睛会受到严重伤害，大家却全然不觉。

这是现代环境对成人视力伤害的一个典型缩影。

居住空间的不断缩小，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往放眼远望是常态，如今相对注目约定俗成，用眼负担越来越重。尤其孩子更突出。用眼高峰期小升初、初升高期间，屈光不正患病率快速上升就凸显了视力牺牲的尴尬——10~13岁屈光不正患病率翻了一倍。

视力的“前途”和发展的“前途”成为横亘在中国家长面前的两难之选。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人文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董进霞对此深有感触。她曾推广一个课题，通过计算机游戏软件跟运动相结合，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包括对多动症儿童的干预。但中美两国家长对此反映天壤之别。

“美国家长更愿意使用计算机软件。然而中国的家长对计算机非常反感。”董进霞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家长颇为抱怨，“孩子视力已经很差了，别再看电脑了，更何况也没时间运动。”而美国并不会有此担忧，孩子们的运动时间远多于中国。

事实上，把孩子的视力解放出来，放归到自然与运动中，能最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近视发生。

秦英瑞曾接触过一位颇有魄力的家长。孩子刚配镜时已是600度近视，每年增200度。家长担忧，索性让孩子休学一年去了内蒙古。出门便是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孩子放风筝、骑马，前所未有得放松。一年后，视力控制得没有任何恶化。

秦英瑞说，“尽管休学并非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但至少让我们认识到户外活动确实能够帮助改善视力。”

董进霞对此也颇为认同。她认为，具体到不同的运动项目，对视力的缓解作用也有区别。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曾对百余名小学生做研究，比照长跑、乒乓球、篮球对改善视力的影响，效果最好的是乒乓球。乒乓球的运动速度很快，高低远近都在不断变化，让眼睛要不断收缩放松，对调光及焦距会起到一定的影响。

验光配镜不简单，行业规范有些乱

用眼过度、运动量不足……这些微观层面的影响固然是视觉缺陷的直接诱因，然而从整体层面来说，在李玲教授看来，无论是公共教育、预防保健还是视光行业等方面，与全民视觉健康的客观需求都相差甚远。

比如，当近视和老视一旦形成，正确的矫正可控制其发展。然而公众对视力矫正存在认知误区、视光行业混乱、不规范的配镜流程对视力恶化推波助澜。

在英、法等发达国家，提供视觉健康服务是遵循30体系配置。即验光师(optometrists)、配镜师(opticians)、眼科医生(ophthalmic medical practitioners)。其中，验光师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具备包括眼球结构、光学知识、成像规律等“眼视光学”专业所有知识，从事验光的专业人员需要考取博士学位并通过执照考试。美国现有验光师3.3万人。(据美国《麦克米兰健康百科全书》)。

但相比国内，目前仅有四十所学校开展三年制眼视光技术专科教育，全年毕业生不足3000人，每两百万人中有不足一名验光师，而需要配镜矫正视力人群早已过亿。专业验光师人才不足，加之职业资格管理较为宽松、缺乏规范，导致大量无资质人员流入行业。

于是，我们更常见的是售货员和验光师身兼一职，“免费验光”与“立等可取”成为引人招牌。至于验光师有无资质，技术怎样，无从知晓。有销售性质的验光师无法确保验光结果的准确性，而缺乏验光常识的顾客觉得几分钟完成验光也并无不妥。

但是，近视或者老花，远不是简单立等可取一副眼镜的事。

秦英瑞曾接待过一个小伙子，刚从某不正规眼镜店配了200度的近视镜不到四天，回来找他。“刚配上效果挺好，现在戴着咋感觉走路晕了呢?”秦英瑞一查，眼皮鼓鼓的，顶着个包，很明显的散粒肿。再一问，刚配镜时这包比现在还厉害。秦英瑞让他先去眼科治散粒肿。消退后再重新验光，根本无需配镜了。

原来，起初散粒肿把眼球压扁了，轴距拉长，形成了假近视。验光师单纯配镜没有做检查，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了度数。事实上，散粒肿消退后，视力会恢复，应再及时根据情况调整配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验光师其实应该是半个眼科医生。”秦英瑞如此定位。

此外，验光的流程也并不简单快速。标准流程下，验光师需要至少40分钟才能给出一项科学合理的配镜处方。完整的流程基本有四个步骤：了解年龄、用眼习惯、视力情况等基本信息;查看角膜、晶体等有无病变;屈光能力测量;根据初步验光结果试戴并调整度数。作为资深验光配镜师，秦英瑞个人总结的验光配镜流程甚至细化到21个步骤。

这绝非轻松的几分钟立等可取就能搞定。青少年配镜需先散瞳，老人的花镜也绝不简单是买个批量生产适配度数。一个保守的解决方法是，找眼科医生检查视力状况，再到正规眼镜店验光配镜，避免视力状况快速恶化。

国家出手救近视，新加坡率先做示范

无论是无法阻挡的老视，还是急剧发展的近视，当看不清问题已成为国民通病，解决更需社会多方协力。李玲教授认为，应从“整体的视觉健康”理念出发，从决策、规划、操作、配套等方面推动视觉健康公共政策制定的转变。

在此方面，新加坡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21世纪初，新加坡7岁儿童的近视率超过20%，超过70%的大学生需要佩戴眼镜。同国内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对近视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认为戴眼镜与学习刻苦等同相连。

严峻形势下，新加坡做出了果断转变。为此建立了一个关于近视的多部门委员会，预防和控制的同时，规划相关研究。

2001年，新加坡开始在各学校中开展“视力保健项目”，为青少年开展视力普查健康教育、建立近视档案，并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学校视力监测获得科学证据;严格监管没有显著疗效的商业近视仪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外活动等。需要强调的是，户外活动作为青少年近视预防的主要项目，同时也是控制肥胖的主要措施。

十年后，控制效果出现了惊人转变。2011年，新加坡卫生部长基于六年的调查数据宣布，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儿童近视率首次下降。

“国际经验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得借鉴参考。”李玲教授表示，国民视觉健康，已不再是治盲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得更清楚更舒适。在决策层面上，建立国民视觉健康决策体系，以解决谁为国民视觉健康负责、从哪些方面来负责、为谁负责、循证决策。在规划层面，以实现整体的视觉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操作层面，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卫生政策衔接。在配套落实层面，建立配套机制确保国民视觉健康服务。（健康时报记者 井 超 吴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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