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数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上，天花历来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夺命杀手。直到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为止，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医界精英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甚至生命。而当我在这一张长长的名单中，看到南粤前辈邱熺的名字时，内心不由得倍感亲切与骄傲。这个两百多年前的“科考落榜生”，偶尔在澳门接触到了“牛痘”之术，毅然改行从医，发奋自学，多年奔波于粤澳两地，为儿童接种牛痘。他还孜孜不倦，著书立说，并将衣钵传之后世，终成“南粤种痘第一人”。

　　正是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中国近百万小儿郎才得以逃脱天花病毒的魔爪，安然存活。这位“落榜生”的成绩之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而重读他的故事，我们或许就会对“人生的可能性”更多一份盼望。

　　1　翻转

　　考场失败去经商　　接触新知改学医

　　说起邱熺在近两百年前将牛痘术引入南粤乃至全国的努力，不管是两百多年前的地方志，还是当代的历史学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种痘先祖”、“南粤种痘第一人”的桂冠，也是对他数十年勇斗天花病毒，从而使百万小娃脱离病毒魔掌的真心嘉许。不过，当我对这位岭南名医产生兴趣之后，居然找不到他的一张肖像。虽说那时照相术尚未发明，但有名有姓的封建大吏，多有画像留存后世，这么一个为医学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却一直默默蛰居于正史的边缘处，难免令人有些唏嘘。

　　幸好，当年与邱熺共同生活过的人留下了些许文字记录，可以给我们一点想象的空间。1774年，即广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时期，邱熺生于广州府南海县，是个地道的广州人。与他幼时一同求学的伙伴叶大林曾说他“少有异质”，老师曾“一见而器重之”，预言他将来必有成就；另一名童年玩伴钟启韶则说他“善鼓琴”，有很好的音乐天分；说到他的长相，后来与他共事的英国医生皮尔逊曾给他送了个外号——“长头大夫”，单从这个外号来看，恐怕我们就不能妄自猜测他长得有多英俊潇洒。

　　然而，不管是“少有异质”，还是“善鼓琴”，都不能为他在科考场上加分。19世纪初，年近三十的邱熺名落孙山，失意科场。

　　在他那个年代，不少人会一年年执拗地复读，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但邱熺不是这样一根筋的人。珠江上中外商船的簇簇帆影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不久，他就搭船顺流而下，来到澳门，打算经商为生。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带来牛痘术的一群英国医生，并因此改写了自己的后半生。

　　2　坚持

　　天花肆虐心不平　　亲身试验学种痘

　　在细说邱熺在广东乃至全国广传牛痘术的故事之前，且让我略费一点笔墨，讲一讲古时天花肆虐的惨状。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天花病毒就被交趾（今越南）战俘带进了中国，晋代南粤医学名著《肘后方》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天花的记载。自传入之后，一直到19世纪，天花都是威胁人们，尤其是儿童生命的“杀手之魁”。我记得以前看电视剧《康熙大帝》时，总觉得幼年康熙出天花时被孝庄太后悉心呵护的桥段十分温馨，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那不过是小说家的想象，按照当时的规矩，皇子一出天花，必须离宫别居，以免扩大传染，康熙也不例外。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命大的，侥幸存活，以后光是“出过天花”这一条，就为他们提供了角逐皇位的特殊资本；命薄的，就只好呜呼归西了。1725年，雍正帝就曾发布一道谕旨，哀叹皇族“限于子息者，大多为出痘所殇”，连皇帝都徒唤奈何，普通百姓的遭遇就更不用提了，就拿广州来说吧，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好几辆载着患儿尸首的丧车出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没中断过。

　　话扯远了，回头再来说邱熺。在其留存后世的医学名著——《引痘略》一书中，邱熺用很平常的口气讲述了自己与牛痘术的初次相遇。他说，1805年4月，有英国医生将牛痘术初次传入澳门，“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有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身试果验”，在接种牛痘后不久，他就开始学习接种术，为他的朋友和家人种痘。这话虽说得平淡，但细想却一点也不平常。要知道，那时天花几乎是绝症的代名词，他却愿意冒着患天花的风险，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来尝试牛痘这一新生事物，还真不是一般的勇敢；而他在学习种痘术后，很快又能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同做“试验品”，可见其口才也实在不错。当然，后来史学界也有人分析，邱熺之所以火速转向，学习“牛痘术”，是因为看到背后潜藏的巨大经济利益。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分析真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如果没有过人的先见与勇气，没有对无数身陷天花魔掌的垂危患儿的怜爱之心，谁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换区区几个钱财呢？

　　3　仁心

　　推广牛痘出奇招　　谁来接种倒贴钱

　　邱熺在亲友身上再次“试验”成功后，就开始奔波于粤澳之间，进一步推广牛痘。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彼时十三行商人正富甲天下，而他们又很热心公益。在这些富商的支持下，1810年，邱熺和一群同道在广州西关办了第一个种痘局，免费为街坊四邻种痘。然而，就算是免费，一开始也应者寥寥，毕竟，在普罗大众看来，牛人不同气，牛痘接种到人体内，谁知会长出什么幺蛾子呢？眼看牛痘又有失传的风险，邱熺和几位同道一商议，推出了一项力度更大的优惠措施——谁来替孩子种痘，免费不算，还要赠送一笔“果金”（感谢费）。于是，在这笔“果金”的诱惑之下，就有穷人带着孩子前来“种痘”了，慢慢地，种牛痘的孩子越来越多，人们看到他们非但没出什么问题，而且在天花肆虐之时一个个安然无恙，渐渐就开始信任牛痘了。说来很有意思，牛痘这一新事物的普及，从贫民阶层至上流社会，走的完全是由下而上的“底层路线”。

　　不过，以赠送“果金”的方法来让老百姓接受牛痘，在广州一个地方试试还行，但要把牛痘推广到全国，如果都用这个方法，就算资助邱熺的十三行商人再富有，也非破产不可。还好，邱熺想到了另一个颇有推广效果的办法——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牛痘的合理性。1815年，他出版了传之后世的医学名著——《引痘略》，书中说道，牛人并非不同气，相反，牛属土，人五脏中之脾脏也属土，所以牛与人的脾气同属一气，天花病毒存在于五脏之中，但其在脾脏中毒性小，而在肾脏中毒性强，所以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天花病毒引出来，这样就使得全身免受其害。翻一翻《引痘略》，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虽然被英国医生批为“故弄玄虚”，但它们完全符合当时国人的心理状态。《引痘略》先后再版50多次，影响极大，后来，连两广总督阮元、晚清重臣曾国藩等名人都将邱熺奉为座上宾，邀他为其孙辈接种牛痘。他们还纷纷吟诗作赋，盛赞邱熺种痘的功德。而这些诗歌，又被邱熺编入《引痘题咏》，为他进一步推广牛痘做了活广告。史学界也承认，19世纪中期，牛痘已经传入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而邱熺的著作在这一进程中功不可没。

　　邱熺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将衣钵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邱昶。他晚年时，有京城名流邀请邱昶进京，传种痘术，邱昶原本觉得父亲年迈，想要推辞，但邱熺坚持要求儿子北上，于是邱昶谨遵父命，赴京设立种痘局。1851年，邱熺去世，临终前仍放不下推广牛痘之事，谆谆告诫后辈，继承其遗志。而根据相关史料，到此时为止，中国已有百万小娃受惠于邱熺推广的牛痘术，逃离天花病毒的魔爪。这一数字更像一座丰碑，纪念着这位昔日“落榜生”为医学进步付出的心血与智慧。（记者王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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