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姐在工作面试中强调自己没有结婚，短期也不打算结婚。但在跟公司签完劳动合同，入职3天后，孙小姐就告诉主管自己怀孕了，要保胎休息。产假一结束，孙小姐辞职不干了。孙小姐之所以隐孕找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能在孕产期拿到工资，并且不让社保断档。

求职竞争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这是长期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而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女性的生育问题。法律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辞退怀孕的职工，女工孕期保胎、产检以及在怀孕7个月以上时，有权享受相应的休息等保护待遇，生育前后享受产假。对企业而言，女性生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力资源成本加重，尤其是“二孩时代”的到来，让很多企业陷入这种焦虑之中：撇开须支付薪酬不谈，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岗位，员工去生娃，没人能顶上来，导致企业正常运转受影响。

这种焦虑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很多企业要么不愿招女员工，要么前置一堆诸如“短期不结婚”“3年内不生孩子”等看上去不近人情的条件，甚至要求员工排队怀孕。这些举措看似荒唐，却也折射出企业的现实无奈。女员工要生孩子，企业自然不能反对，但很多企业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生孩子之于国家和社会，都是好事，可为什么生育成本却主要由企业来承担？

民众生育后代，不仅是个人的事，同样关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为女职工生育成本埋单，不仅是一种企业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国家的责任。在公民生育与就业的问题上，均衡好各方利益，是决策者必须考量的问题。如何探索一条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路子，构建一套完善的生育保障体系，既保护好女职工的生育权利，也注意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难处，制度设计者们得加把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