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已满一年。全国妇联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父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那么，“二孩政策”配套设施和服务究竟准备得如何？

多名广州市政协委员对此也颇为关注，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后，配套措施要如何跟上，如何解除女性和家庭的后顾之忧，使好政策更好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政协委员们根据自己的调研，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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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托幼机构监管是真空？

“全面二孩”放开后，生育需求逐渐提高。然而，由于3岁以下幼儿托幼服务萎缩，难以满足家长的需求，客观上导致有的母亲被迫延长产假，留在家中带孩子，这也成为不少家庭“不敢生”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

昨天的政协协商咨询上，政协委员简瑞燕专门就这一问题，辗转于市教育局、市卫计委和市工商局之间，连续追问3个部门对托幼机构的监管问题，却发现目前对该领域的监管仍相对空白。

对此，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解释，此前曾配合国家卫计委做过相关调研，发现家长对托幼机构的需求十分旺盛，不过目前没有专门的部门监管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机构，还有待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现状：托幼机构需求大数量少

简瑞燕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今后3到5年内，或迎来社会生育高峰。她以海珠区为例，2016年，海珠区常住出生人口达17320人，其中“二孩”占一半。

“以前有托儿所，现在渐渐地没有了，但其实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很大。”简瑞燕说。如今，很多家庭只能依靠老人或保姆照顾婴幼儿。

然而，目前婴幼儿托育机构极少。以海珠区为例，专业的托儿所有十多间，基本都是以前达不到面积要求的幼儿园改建的。虽然一方面家长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希望开办托幼机构，但苦于无法拿到牌照。“我们发现，如今似乎没有部门给托儿所发放牌照，难道对托儿所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

虽然社会上涌现了各种亲子教育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是早期教育为主，不是以儿童照顾看护为主，价格不菲。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引导管理，卫生防疫、儿童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

咨政回应：目前缺乏明确主管单位

简瑞燕辗转于市教育局、市卫计委和市工商局之间，却发现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仍缺乏明确主管部门。

教育部门称，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0~3岁婴幼儿托育不属于教育部门主管，早已经停止发放托儿所执照。

工商部门称，发放牌照需法律依据，但现在对托儿所属于哪类服务没有明确，因此发放执照无法可依，不会对新申请的托育机构发放牌照。对有意向从事托幼服务的民办组织，只能在工商局进行教育咨询机构的登记备案。但教育咨询机构只提供咨询，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等资格，无法满足家庭的实际需要。

市卫计委则坦陈，现在没有明文规定托育服务的归口，但作为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国家卫计委表态要鼓励3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市卫计委也非常关注。此前，卫计委曾配合国家卫计委进行托幼服务的调研，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下，家长对托幼服务的社会需求十分旺盛，因此还有待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委员建议：托管可纳入政府公共服务

对此，简瑞燕坦言，发展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首先要明确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她认为，要将托幼服务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贯彻落实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并引导和调动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托幼的公共服务性质。

同时，对托幼机构进行政策引导和政策扶持，如通过以较低的租金提供更多共建配套场地给民办托幼机构，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降低托幼机构的运营成本。还可采取多种方式支持有条件的社区和家庭开办幼儿日托服务，鼓励社区内有意愿和能力的人员，如空巢老人、全职妈妈、退休和待业人员等参与照料婴幼儿，以减少公共托幼服务机构的压力。

在广州，年龄处于35岁至40岁之间、符合二孩政策的女教师数量庞大。然而，一面是生儿育女的“人之常情”，另一面是教学工作要有序推进，应如何平衡？这成为广州市英东中学校长、市政协委员胡国胜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因为女教师“扎堆”生育，导致中小学“教师荒”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上演。胡国胜介绍，有数据显示，广州市有小学教师约5万人，其中女教师约3.8万人，40岁以下的女教师约2.4万人。有调研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育龄女教师约占女教师总人数的六成，而且女教师有生育“二孩”打算的不在少数。

胡国胜说，自己知道的南沙一家公立中学，全校共有教师162人，目前在产5人，已孕8人，还有12人有怀孕计划。如果她们纷纷怀孕请假，“等于10%以上的老师不在岗。”

他特别举了《广州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为例，广州海珠区一间小学某班级频繁更换班主任老师，短短三年多，更换的班主任多达8名。有的班主任甚至还未熟悉全班同学就换了，这种状况让家长深感忧虑。对此，学校方面坦陈，频繁更换班主任学校也深感无奈，毕竟老师怀孕、辞职等，学校难以干预。

建议：建立教师人才后备库

对此，胡国胜提出几条建议。“第一，能否由政府牵头，促进教育公共政策的调整，参考山东、重庆等地的做法，将老师从‘学校人’变为‘教育系统人’，方便教师的调配。”

“第二，从近期来看，能否多方参与，包括人社、发改、教育等，先建一个‘广州后备教师库’。这个后备教师库，可以将身体还好的优秀退休教师，在教科研所任职但没有教学任务的专业人士，师范院校的在校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社会优秀人才，都作为人才库的成员。”

“第三，可以筹集教育专项资金，保障教师的稳定性。对于临聘老师，应该与公办教师享受相同的待遇，甚至比公办教师享受更高待遇。”他还建议，对于担任过人才库工作的，应该要有记录，有加分，以后公办学校在招调过程中，优先考虑这些教师，让临聘老师也看到希望。

学校：

找临聘教师，难！

胡国胜坦言，一旦老师需长期请假时，只能请其他老师代课，加大了师资分配的难度。“请一个临聘老师，一年要提供6万~8万元的年薪，学校基本都没有做这笔预算，导致东拼西凑，为了请临聘挤占其他教学活动的经费。而且，学校‘骑牛找马’，请到的老师也很不稳定。”

另一方面，临聘老师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胡国胜说，临聘老师的工资待遇普遍不高，有些还不如公办正式老师的一半，当正式老师回来上班后，临聘老师就要“失业”。 “而且，为了请临聘教师，学校还得挤占其他教学活动的经费。”

问题三：二孩时代学位到底够不够？

谈及二孩，永远绕不开“学位”问题。有委员提出，虽然去年二孩政策才刚刚放开，但教育也应该“未雨绸缪”。3年之后，这些孩子就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的学位是否足够？

分组讨论上，说到“入托难”等问题，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沈子鸣马上表示，建议大家不要再用“难”字来形容上学。“政府已经下了很大力度投入，目前就总体而言，广州市全市的学位还是有空位的，但结构不平衡，老城区学位比较紧缺，正在调结构。

“入托到底难不难？”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医三院的周伯荣回了一句。他说，因为自己是新政协委员，来开会之前特意在单位调研了一下，发现单位同事反映最多的还是孩子入托难的问题。“我住在金沙洲，这几年人口一下暴涨，学位真的很紧张，加上幼儿园之间的差距太多了，很多家长都不敢托付。”他建议，应该制定托儿所的评判标准，而且标准要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