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月份牌上的青春女郎。

清末富裕家庭的少妇，每个月的那几天，估计还是过得很不舒服。

花去半月薪水，才能买到一包新式卫生棉，这对80多年前的都市女性来说，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体验呢？如果支付不起，年复一年只能使用草纸、旧布或者棉花，又是如何不适而窘迫呢？当我翻开20世纪20年代末女性杂志上的卫生棉广告，一边读着“质地细软，服之舒适”、“绝对自由、绝对隐秘”等广告语，一边想着“每打十元”（银元）的不菲价格，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深深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而不是那个年代。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把“进步”二字与波澜壮阔的大件事联系在一起，但在我看来，这些看似平常，但须臾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的演化史，也可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两个字的精髓，并深深感激我们的前辈为之付出的努力。

趣闻

“不洁”姨妈巾

打仗当武器

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女性的例假向来被认为是不洁的。其实，也不只当时中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明代名医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明确写道，凡“煎膏、治药、出痘、持戒、修炼生命者”，都要避开例假期的女子，以免招致不祥或疾病。李时珍医学素养颇深，尚且如此，普罗大众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这个偏见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颇为流行，1948年10月的《医潮》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当时很多人认为遇到来例假的女子会倒霉，故而她们常被禁止拜神、礼佛，甚至参加婚礼，以免带来晦气。

奇怪的是，一方面，来例假的女子常因不洁而受排斥，另一方面，她们的“姨妈巾”却又被当作某种有“法力”的特别武器，用来打仗抗敌，不仅在古代中国如此，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再举个例子，1841春，清朝名将杨芳受命南下，防剿英军。他见“敌在海上，风波飘摇，却能击中我标，必有邪术”，既然“敌有邪术”，他就要想办法“以邪制邪”，于是，他下令，在全城收集大量女性便桶，其中有姨妈巾者更好，一排排摞在木筏上，待敌人进攻时，就将便桶直指敌人，自己则在岸上带领将士迎敌。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但没有击溃敌人，自己反而损兵折将。今人当然会觉得杨芳对“姨妈巾”的迷信十分荒唐可笑，但如果我们自己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会不会做出同样荒唐的事，还真不好说。历代有关战争的史料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要求杨芳有超越于时代的知识与理解力。不过，那时的人们对“姨妈巾”的迷信有多深，对女子“不洁”的偏见就有多深，想到这里，我不禁要为她们捧一掬同情之泪了。 新风

时尚女性杂志 开设专栏解惑

同样身为女子，翻着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心里不禁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样将女性深锢于禁忌中的情形，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

说起来，生活在广州的女子相对还是幸运的，虽然也免不了偏见与禁忌的困扰，但毕竟生活在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封闭的生活里总会率先开出一条缝，透入新鲜的空气与阳光。早在150年前，来穗行医的英国医生合信就编译出版了系统介绍女性生理结构与卫生知识的著作——《妇婴新说》，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这本书只用了短短两页半来介绍“例假”现象，但首次说明了“例假”与卵子成熟有关，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与“污秽”无关，无须避之不及。虽说那时读到这本书的都是知识精英，普通女子基本无缘得见，但至少对女性更公平的新观念开始萌芽了。

随后的一百年里，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到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生理卫生学”等课程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从对例假期的女子避之不及，到将生理卫生知识堂而皇之引入课堂，可以想见人们在这100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观念冲撞与激荡，其间又有多少人不惧被大众口水淹没的风险，不懈地为之鼓与呼。

不过，就算这样，要想指望老师能坦然地在课堂上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估计仍是奢望。这不，1930年的一期《妇女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女子的性的知识》的文章，对中小学生理课堂对女性生理卫生知识略而不谈的现象十分不满，大声疾呼人们破除偏见，传播“正当的知识”，以保护女性健康。

虽说课上不讲，但好在当时的传媒业已颇为发达，坊间已有了一批专门面向女性的时尚杂志，像出版地在广州的《妇女生活》、《妇女世界》以及出版于上海的《妇女杂志》、《妇女月刊》在广州市面上都颇为畅销。这些时尚杂志既以女性为目标读者，自然关心她们的隐痛与疾苦，于是纷纷开设了医疗问答专栏，聘请医生坐诊，普及“例假”常识，对匿名患者“远程”诊断，给出建议。虽说远程诊断并非一个好办法，但对大量羞于去看病的女子来说，已是雪中送炭。不过，有空翻一翻这些杂志，看一看咨询者时常流露出的“我不幸身为女子”的感叹，一股怜惜之意，从心里油然而生。

消费

新式卫生棉 小众奢侈品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不幸身为女子”的感叹，不仅来自于观念的禁锢与束缚，也来自于每个月那几天实实在在的不适，因为没有舒适的卫生棉。翻开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杂志，你会发现，当时女子使用的“姨妈巾”林林总总，但都很难冠以“卫生”二字：最普遍的是用旧衣、破布或裁剪衣服剩下的布料，时称“骑马布”，可由于“不洁”的忌讳，用后还不敢公开洗涤，并拿出去晾晒，只能在夜间悄悄洗净，再在避人耳目之处晾干；也有人用草纸，不但“潮湿可厌，触肌如刺”，而且多半在制造时未经消毒，卫生状况也实在堪忧；讲究一点的新女性会用纱布，洗涤时还会加一点漂白粉消毒，算是改良不少，但舒适度仍然有限；至于家里更穷的，却还有用稻草的，这就未免有点骇人听闻了。

据说，传统中医有“十女九带”的说法，就是说女性十有八九都要受到妇科疾病的困扰，其实，用着这些不靠谱的“姨妈巾”，不得病才怪呢。

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与现在相似的新式卫生棉逐渐开始在市面上出现，《妇女杂志》、《妇女生活》上也不时出现中外厂商刊登的广告，大抵宣传这些新式卫生棉“消毒灭菌、吸收力强”、“用后即弃，不需洗涤”、“质地细软、用之舒适”、这样的宣传语无疑会使所有看到广告的女性读者怦然心动。

然而，新式卫生棉带来的自由却十分昂贵，小小一打卫生棉，售价怎么着也得在10个大洋以上，要知道，那时广州一个普通科员，月薪也不过20个大洋，普通女工辛苦一个月，只能挣几个银元，生活最底层的女仆，更是只拿两三个银元的月薪；而以当时的生活标准而论，十个银元，足够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新式卫生棉如此昂贵，除了少数上层女性，其他人只能望洋兴叹吧？想想今天司空见惯的卫生棉，曾以如此奢侈的面目出现，真有些不敢相信，而我们在庆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同时，为一代代前辈所付出的努力，或许更该心存感激。（记者王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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