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卫生部公布了极为严峻的职业病防治形势。全国每年报告职业中毒和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名，受职业病危害人数超过两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为了解外出打工农民职业危害情况，记者日前深入珠三角地区调查采访。

　　一群无助的病人

　　黄三梅职业性正己烷中毒

　　“快点给我治好病，我想回家。”25岁的黄三梅形容委顿，眼泪不停地流。“出来打工本想挣些钱，没想到却落得这个结果。”黄三梅来自湖南澧县，在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的病床上已经躺了一年。才入院时，她下半身失去知觉，面临瘫痪的危险。经过一年治疗，她逐渐康复，在工友的搀扶下，如今能勉强走动几步。

　　2003年初，黄三梅从老家来广东打工，和丈夫一起在东莞市谢岗镇五金制品公司上班。丈夫的工作是冲压，她是清洗工。做了几个月，她身体开始不舒服，全身没劲，不愿吃饭。开始在工厂附近的小诊所看，始终查不出毛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连路都不能走。后来，一个亲戚介绍她来到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在这里，她被确诊为正己烷中毒。“毛病出在我用的清洗液上，有毒。”她告诉记者，“老板没说过清洗液有毒，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职业病。一天工作12个小时，就想多挣点钱。”

　　据了解，在黄三梅工作的五金厂，去年发生了一起集体职业性正己烷中毒事故，有20多个工人不同程度地患病。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工厂出钱为工人们治病。“厂里就管医疗费。”黄三梅说，“可生活费怎么办？自己又不能挣钱，还要人伺候，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王顺荣职业性急性轻度铅中毒

　　42岁的王顺荣来自重庆市万州区，2004年10月16日到广东一家名叫“企石”的电容器厂打工，工种是“喷焊”。12月14日，他在工作时突然晕倒，被工友送到附近一家小诊所就医，8天花了1万多块钱，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后来，他以患职业病为由到当地有关部门投诉。

　　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书显示，王顺荣患的是职业性急性轻度铅中毒。按有关规定，既然已经确诊，企业应该负担其相关治疗费用。但企业却答复说，你先自己去治，等病完全好了，再拿单子到厂里报销。

　　记者见到王顺荣时，头还昏昏沉沉的他正为钱发愁：病还没治好，家里所有积蓄已经花光，还欠了医院一屁股债。“有人说，工厂这么拖也不违法。”王顺荣拿着职业病诊断书说，“我觉得他们不讲理！我要学习法律知识，不行就起诉！”

　　杨贵英白细胞减少，疑似苯中毒

　　21岁的杨贵英面容瘦削，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高中毕业后因为没钱读书，她从老家四川自贡来广东打工，在一家皮具厂做粘胶工。说起自己患病后的经历，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小日记本。“我都记着呢，他们串通好了骗我。”

　　杨的病最早是在老家发现的。去年8月，由于经常恶心、乏力，她回老家看病。在自贡的一家医院被查出“白细胞减少”，可医生一直诊断不出病因。后来，她说起自己在广东天天接触胶水，当地医生再一查，“疑似苯中毒”，便建议她回广东确诊是否职业病。

　　“我找到厂里，提起老家医生的说法，厂里的负责人说根本没那事。有几个人还吓唬我，让我在辞工书上签字。我很害怕，当时就签了。后来越想越不对劲，不给看病，也不给工资，还要扣钱？于是我把情况反映到防疫站，他们去采集样品，回来后告诉我说厂里的胶水没事。我一看结果，不对！我明明在三车间工作，他们怎么取的是五车间的样。我又到防疫站反映。大约过了1个月，防疫站先通知我跟他们一块去厂里调查，后来又说让我自己先回去。

　　“我到厂里找到同事，他们早就知道有人要来检查。跟我做同样工作、以前什么也没有的同事都带了口罩、手指套；桌子上只留下一种胶水，其它的都藏起来；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了，卫生也很干净。还有，那天车间人特别少，一打听，原来有20多个人都调去另外的车间。这些人脸色不好，今年没有体检，老板怕化验抽血有问题。”

　　“我跟防疫站说过好多次，这么调查不行，可他们就是不信。”杨贵英很气愤，“朋友劝我说，人家是商量好的，你一个外地人能怎么样？”

　　在广东期间，记者见到了十几位饱受疾病折磨的外来工。他们来自四川、湖南、贵州、江苏等地，有的已确诊为职业病，厂方答应解决医疗费，有的在厂方资助下暂时住院治疗，但大部分是在四处上访中等待结果。“我的钱已经花完，工厂不让我进门，防疫站让我等结果。”来自徐州，患周围神经性病变、四肢麻木的胡乐说，“大年初七我就来广东了，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一个沉重的教训

　　2002年7月，广东省东莞市有个叫“安加”的鞋厂发生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职业病中毒事件。10多名来自贵州、湖北等地的女工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据事故原因分析，当时安加鞋厂使用的胶水罐上没有按规定标明胶水成分及成分危害性和急救处理的方法；有毒有害物品车间内没有通风渠和抽风机，加温隔层处也没有排气管道，有毒、无毒作业场所混在同一车间。员工所戴的胶手套和棉手套都不符合要求。工人们经常加班，每天工作12小时，有时甚至工作18小时。

　　时间过去两年多，这家鞋厂如今的劳动环境是否改善？职业病防治情况如何？记者决定回访。

　　在东莞市清溪镇，记者找到“安加”所在的位置，但厂名却不是“安加”。一打听，原来“安加”改名了。从外表看，这家鞋厂属于当地规模较大的。正逢中午下班时间，记者随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女工走进鞋厂旁边的一家小餐馆，与她们聊起鞋厂现在的状况。

　　一位自称已经在鞋厂工作4年的湖南女工说，自己经历了“安加事件”的全过程，感觉出事后工厂确实有变化，但变化不大。她举例说，出事后才恢复生产时，工厂对职业病很重视，但后来感觉又不行了；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一天至少12个小时；车间条件改善一些，安上了抽风装置，但经常不开；工人的防护装备时有时无等等。“感觉好多东西都是骗外边人的！”

　　女工说的是真的吗？记者试图进厂采访，但被委婉拒绝。随后，记者来到清溪镇政府，负责接待的镇党委有关部门经过请示后，也委婉拒绝了记者进厂采访的要求。由于没有得到第一手资料，几位女工的说法无法证实。记者又来到东莞市卫生监督所。按规定，涉及有毒有害物品的企业应该在当地卫生监督部门申报登记，这家改过名字的鞋厂是否登记了呢？经查阅计算机中有关企业情况，记者并未找到该厂的名称和职业危害申报记录。对此，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监督科李科长解释说，有关资料可能还没往计算机输入。“出事后，我去了鞋厂好多次，他们不可能不改！”

　　据介绍，2004年东莞市共有32个厂（次）发生职业中毒事故，诊断职业病人数65人，全部是外来工。其中慢性正己烷中毒34人，三氯乙烯中毒14人，1人死亡，尘肺6人。职业中毒事故发生6小时处理并完成调查报告上报率达100％。李科长告诉记者：“东莞的企业太多，而且变换很快，我们监督员人又少，还没跑到，就出事了。”

　　一句惨痛的预言

　　“年轻时用命换钱，年龄大了用钱保命。”这句预言听起来充满惨痛之情。

　　来自湖北的小叶是珠三角地区某经济开发区门诊部的医生。由于目睹太多受职业伤害的外来工，本是内科医生的他，如今快成职业病专家了。“这些外来工年轻时是用命换钱，年龄大了再用钱保命。”他说。

　　在叶医生提供的门诊就医记录上，记者看到，病人绝大多数在附近工厂打工，其中约有一半病人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其次是身体乏力、吃不下饭的病人，但病因不详，只能对症治疗；还有部分是皮肤病患者。叶医生告诉记者，出现这些病症跟工作环境有一定关系，因为周围工厂多为皮革厂和鞋厂，很多就诊工人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

　　叶医生说，根据就诊患者对工作场所的描述，他们的劳动环境实在太差了。一些鞋厂因鞋面胶水粘不住，纷纷改用含苯较高的胶水，一天劳动下来，接触过胶水的手上皮肤一层层剥离。另外，工人普遍缺乏劳动保护，进厂前后也没有受过职业培训。更可怕的是，部分有毒有害企业，老板故意不与外来工签订劳动合同，每隔几年就找借口解雇一批工人，以规避可能出现的职业病赔偿。由于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很多工人都是在被老板赶出工厂后，才发现自己已患职业病。

　　“职业病诊断起来很复杂，我一般不会轻易告诉病人他的病跟职业危害有关，只是善意地提醒他们换换工作环境。”叶医生说，“但对他们来说，怀着改变生活的梦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除了忍受往往别无选择。”

　　采访中，有职业病防治专家向记者总结了当地外来工患职业病的几个特点：一是发病后，外来工都有在工作地和老家间来回折腾几次的经历，花费巨大。第二，不出现大的群体事故或者死人，一般外来工职业中毒事件在当地不会引起广泛关注。第三，外来工患职业病养活了很多门诊部，但也“害苦”了专业的职业病防治机构。职业病发病一开始往往找不到病因，工人们到处就医，价格低廉的门诊部最受欢迎；等找到病因，病人已经身无分文，再进入职业病防治院救治，企业不乐意出钱，医院常常背负巨额医疗费。第四，由于长期处于弱者地位，信息不对称，外来工群体中对职业病的无知和敏感并存。有的工人对职业危害一无所知，缺乏最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有的人则对职业病过于敏感，一得病就认为是职业病，所以，最近1年多来，当地不断出现因职业病问题发生的群体上访、罢工事件。

　　一声急切的呼吁

　　“救救他们！”有关职业病防治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据资料显示，每年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外来工超过1000万人，多分布在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职业病“高发”行业。近年来，该地区职业病发生率不断上升，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每年收到的投诉有几百件，而像“安加事件”类似的案例每年都有几宗，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外来工。

　　据专家介绍，导致珠三角地区外来工职业危害严重的直接原因是“有毒有害企业先天不足”。许多工厂建厂时未经劳动卫生审查和验收，车间布局不合理。以一些鞋厂为例，使用有毒胶水和溶剂的蒙鞋工序与不使用胶水和溶剂的接面、车面、包装等工序安置在同一车间，使有毒有害因素的影响面扩大；胶水和溶剂管理混乱，未及时加盖；车间通风不良，大量有机溶剂挥发气体不能及时排出，车间空气中有机溶剂浓度超标严重。建厂时的“先天不足”导致后续改造成本加大，成为许多企业不愿意花钱改善工作环境的重要原因。

　　其次，某些地方政府难辞其咎。“不惜代价发展经济”、“全力保护本地企业”的观念仍然有市场。记者与一位卫生监督员谈起采访“安加”的经历时，他认为“很正常”，不说记者，连卫生监督人员进企业也很难。“企业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工资都是人家缴的税，不能轻易打扰。再说，人家到这里来投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中我们宽松的投资环境，如果地方政府查得太严，人家就会往别的地方投资。”

　　再次，用工制度不规范。《劳动法》已经颁布10多年了，但老板与外来工不签合同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因为某些执法部门执法力度太弱，另一方面也跟外来农民工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传统”有关。有些企业签两种合同，正式工签订的是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而外来工签的则是企业存档备案的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工伤保险没法上，说辞就辞，后续的职业病调查根本无法进行，这是造成外来工维权难的直接原因。

　　在结束采访离开广东前，记者又辗转拨通了杨贵英的电话，询问她治病情况。话说到一半，这位看起来一直很坚强的姑娘开始哽咽起来：“防疫站通知说厂里的监测没问题，工厂又催我赶紧辞工，我该怎么办？”

　　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无数的农民工踏上了前往异乡的打工之旅。然而，在陌生的城市里，职业病的阴影也悄悄地向一部分人袭来。